在陶寺大邑偏安晋西南一隅、独尊独大的同时，大河之南的嵩山周围却是一片“战犹酣”的热闹景象。各方各种势力在此展开角逐，其情势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

在林林总总的中原大小聚落群中，最令人瞩目的要算是十几座城址了。先给它们拉个清单：

这类围以夯土城墙的聚落，其军事防御色彩无可置疑，即它的主要功能是防人，充分显现了地区局势的紧张。但说到功能就比较复杂，而且各城址的分化程度很可能并不一致。“如果遗址面积也是衡量居住其中的集体实力的一个指标的话，各城址的情况也不一致”（赵辉等 2002）。在有城址的遗址群中，就面积而言城址鹤立鸡群者有之，非围垣聚落大于城址的情况也有之。所以要用“城堡”称呼吧，对于内部已高度复杂化、特殊化，显然属中心聚落的某些城址来说，显得屈才；如果直呼其为“早期城市”或“都邑”吧，恐怕其中还真有村落围起来个土围子的。比如我们在安阳后岗城址中就没有发现什么高等级的遗存。

因此，赵辉教授就曾提醒到，“将这些城址一概而论是危险的” （赵辉等 2002）。

就聚落与城圈的关系而言，有的将整个聚落通通围起来，无论居民高低贵贱，从而凸显“全民抗战”的架势；有的只围起了一部分可能属社会上层的区域，而把普通百姓隔在城外。或许没有囊括整个聚落的小城圈只不过是一处战时避难所，也未可知。从时间上看，城圈与聚落相始终，还是只存在于其中的一个时间段，也很重要。

还涉及到这些城究竟是防谁的问题，社会主要矛盾究竟是群团内部的“阶级斗争”还是大敌当前的一致对外。进而，所谓敌人，究竟是中原集团内部邻人聚落、聚落群或更大的集团，还是中原文化区以外的另一系统的大集团？

要命的是考古学的对象本来就是残缺不全的，田野工作又有很大的随机性，许多场合的情况已根本无法搞清或尚未搞清楚。

这就使问题变得颇为复杂，同时也给学者的解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