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项引起极大关注同时又引发热议的，是陶寺都邑发现的文字。大家都知道文字的出现被认为是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而文字提供的历史信息又绝不是一般遗物所能比拟的。

1984年，陶寺遗址居住区的一个灰坑里，出土了一件残碎的陶扁壶。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遗址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器。但就在这件不起眼的残陶器上，竟赫然有朱红彩毛笔的笔画痕迹（李健民 2001）。

发掘者惊喜之余，赶紧在坑内的出土物中找另外的残片或第二件朱书陶器，结果一无所获。回头仔细观察扁壶残器，发现沿断茬涂朱一周，才知道书写字符时扁壶已残。沿断茬涂朱，或许有特定的含义。

再看朱书内容。扁壶正面鼓腹一侧，有一“文”字。由于此字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在形体和结构上都十分相似，所以过目的学者几乎没有提出异议者。

问题出在扁壶背面的图形上。发掘者凭直觉审慎地认为应是两个朱书“符号”，不识。的确，比较扁壶正面“文”字的大小，背面的图形似属二字，上下两组笔画的间距已超过 3厘米。观察过扁壶的张光直先生就曾推测过：“会不会是字？”，“会不会是‘祖丁’？”（高炜 2002）。

在朱书扁壶的图像材料公布之后，对字符的解释层出不穷。

关于“文”字，基本上无异议，一般认为应是表赞美之意，与现代的“伟光正”差不多。但也有学者明言这一“朱书符号不得释为‘文’字，在此释读基础上发生的一切联想均属凿空，是可以下断语的”（沈长云等 2009）。对于扁壶背面的“符号”，则异见纷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罗琨研究员认为后“两”个字符应为一个，她释为“昜”字，认为“昜文”也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界划）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罗琨 2001）。

陶寺工作队现任队长何努博士同意扁壶背面的字符应为一字，但他认为最接近甲骨文的“尧”字，而“尧”的本意应指“建立在黄土高塬上的高大夯土城墙”。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何驽 2003）。北京大学葛英会教授也赞同此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研究员则释扁壶朱书文字为“文邑”二字，并根据甲骨文、金文有关“文邑”与“文夏”的资料，考定“文邑”实即夏邑，陶寺龙盘图案为“句龙”（即“禹”），也就是夏社。因此陶寺应为夏都，而陶寺文化应属夏文化（冯时 2008）。

最新的解释是：扁壶背面“这个字的象形，非常清楚地代表着原始的缫丝”。

……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客观地讲，上述见解，基本上不出推测的范畴。

数年前在陶寺建筑区又出土了一件朱书陶扁壶残片，证明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朱书“文字”并非孤例（所山西队等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