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原青铜器的出现，青铜礼容器的产生以及青铜时代的到来，究竟是本土起源还是受到了欧亚大陆中西部兴盛已久的青铜文化的影响，学术界历来聚讼纷纭。

陶寺文化所处的龙山时代，一般认为属铜石并用时代，在时间上正处于以礼容器为特征的中国青铜时代的前夜，也有学者认为龙山时代的中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空间上，黄河与太行山之间的山西，历来是中原与北方交流的重要孔道，而陶寺所处的晋西南，本身就是大中原的组成部分。因此有理由相信，陶寺一定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崛起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也正因此，陶寺零星铜器的发现，惹人注目。

最著名的，是陶寺铜铃。1983发现于陶寺墓地，这是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

铜铃颇不起眼。首先是小，长五六厘米，宽两厘米多。其次是做工粗劣，表面有铸造的缺陷和气孔。经成分测定，铜铃系将近98%的纯铜铸成。纯铜质软性脆，呈红色，所以一般称为红铜。较之合金制品的青铜，它当然具有相当的原始性，但陶寺红铜铃却意义非凡。

众所周知，在陶寺消亡一二百年后，坐落于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都邑，出现了迄今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铸造这些腹腔中空的容器，与冷锻或铸造实心的小件工具、兵器或装饰品等是两个概念。最难的是必须用复合范，也即两块以上的范，才能造出中空的器具。而如此复杂的造型，又决定了以往简单的石范无法完成铸造任务，灵活多变、易于把握的陶范应运而生。因此，以复合陶范铸造青铜礼乐器，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工艺。

由此可知，探索这项工艺的缘起，意义重大。但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的数十年来，考古学家还没有在二里头之前的龙山时代，发现一件完整的铜容器。而陶寺铜铃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它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可能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为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这就是陶寺铜铃的出土引起巨大关注的原因所在。

同时，陶寺铜铃也是迄今所见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从渊源上看，陶寺铜铃是同时期当地陶铃的仿制品。陶铃的起源，则可上溯至仰韶时代的黄河和长江“大两河流域”的广大区域。向下则与二里头文化成熟形态的铜铃有承继关系。发掘者和音乐史专家认为，陶寺铜铃的出现，“标志着构成中国三代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可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 2000）。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随葬铜铃的是一座仅能容身的小墓，时代属陶寺文化晚期。墓主是一位年过半百的男子，铜铃入葬前应挂于死者腰部至下腹间。墓中除了这件铜铃，别无长物。套用现代流行语可以说，这位穷得只剩下铜铃了。不可思议处也正在于此。

陶寺早中期大墓礼器群中不见铜制品，表明复合范技术在出现之初可能尚未被用来制作礼器。但铜铃在当时即便不属于礼器，它具有的高新技术含量也势必使其成为“金贵之物”，而不应为贫民所有。说不定真如前文所说，这件出土于小墓的铜铃是陶寺“革命者”的战利品，也未可知。

新世纪以来，陶寺铜器又有新的发现。

先是一座陶寺晚期的中小型墓中出土了一件铜齿轮形器，经金相分析，铜齿轮形器系用含砷的铜制成的。这件铜器在墓中与一件玉瑗粘在一起，套在墓主的手臂上，推测可能是臂钏一类的饰物（梁星彭等 2002，科技部等 2009）。这墓的主人稍富，颈上戴着蚌片项链，胸部还放着一件玉器，但也并非社会上层。随后，在陶寺墓地扰乱墓葬形成的地层中又发现了一件红铜环。

数年前，陶寺都邑建筑区又发现了一片含砷的铜容器残片，发掘者推测可能是盆的口沿，时代属陶寺文化中期，表明此时陶寺都邑已经使用铜容器（所山西队等 2008）。这件铜器过于残碎，总体器形难辨，又非随葬品，因此是否属礼器尚难遽断。

无论如何，这些发现为中原早期铸铜工业起源的探索，增添了新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