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李维明谈新砦的纠结(之三)
(2011-01-14 07: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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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龙山文化新砦典型器考古学杂谈 |
分类： 围观学界 |
非二里头文化遗存材料再审视
对1999年发掘材料报道，曾介绍T1北壁剖面第3、4、5A、5B层及诸层叠压的灰坑中出土陶器器形如厚唇折沿罐、菌状顶纽、折壁器盖、梭形孔甑、饰箍状堆纹的折肩尊等，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有不少近似之处[2]。考古工作者认为1999年秋新砦遗址发掘未有发掘到二里头时期的地层和遗迹[3]，将这些地层单位定性为新砦期遗存。
二里头文化遗存典型器类索隐
参与1999年至2005年以来新砦遗址发掘与研究的考古工作者曾将花边罐作为区分二里头一期与新砦期（文化）的标型器之一，认为新砦期不见（或曰缺少）二里头文化的标型器花边罐[7]。然在2002年秋发掘材料中，在AT3与AT6内解剖沟定性属于二里头文化的第3、5、7、8层，属于新砦期晚段的GII[8]，属于新砦期早段的地层第9层均出有花边罐[9]。值得注意的是，GII开口于浅穴式大型建筑基址（DF）之下：
AT3与AT6内解剖沟，第8层（出花边罐）→DF（大型建筑）→GII（出花边罐）
诚如上述，则以往公布材料定性新砦期（文化）遗存中或存有改识为二里头文化的可能。
[1]赵春青等：《新砦聚落考古的回顾与展望——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中原文物》2010年2期31页。
[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等：《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4期10页。
[3]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20、550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4]赵春青：《关于新砦期与二里头一期的若干问题》，《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83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5]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22、553、28、428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6]赵春青：《关于新砦期与二里头一期的若干问题》，《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82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7] 参见武家璧《新砦遗址发掘的一点认识》，《青年考古学家》总第十二期33页，2000年；赵春青：《关于新砦期与二里头一期的若干问题》，《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82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430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8] GII打破定性为新砦期晚段的路土层L①、L②和定性为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层第10层，公布GII所含陶器标本中，卷沿体饰绳纹圆腹罐、花边口沿罐、折壁外侈器盖当属二里头文化遗物，小足鼎、子母口器、折沿体饰方格纹罐等属于龙山文化或新砦期遗物。
[9]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等《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浅穴式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考古》2009年2期35、46页。
李维明：《新砦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初议》，
《中原地区古城、古都与古国学术研讨会论文》，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10年。
博主按：另外的可能是，花边罐并非仅见于二里头，而是在新砦类遗存中本来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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