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实在话，当最初在二里头接到宋建忠所长的电话，得知请我来太原是要我讲“最早的中国”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有畏难情绪。在《最早的中国》出版前后的数年里，我已应邀在不少地方讲过这一话题，还没有哪个地方的听众认为当地比二里头所在的河南，更有资格拥有“最早的中国”这顶桂冠。

但山西，恰恰就是这样一处被认为有资格的地方。 何努博士从陶寺的发现做出推论，宋建忠先生也有专著《龙出中国》，来论证“最早的中国”就在这儿。所以在太原跟大家谈“最早的中国”，我一定要专门加上这样一段开场白。用不着大家来提问，我就必须回答这个避不开躲不过的问题，要向山西的朋友交代清楚：为什么你认为二里头而不是陶寺才算是“最早的中国”。

据说前天唐际根博士的讲题是《究竟什么是考古学》，今天的话题虽然属于实例分析，但实际上讲的也是“究竟什么是考古学”。考古学上有许多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些问题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问题是“真相只有一个”，确切结论有待于进一步的证据获取和研究，比如陶寺的“观象台”，比如安阳的“曹操墓”（请允许我把这两个词汇暂时加上引号，表明我自己现阶段的态度和看法）。另一类看法上的不同则属于认识论层面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些解读认识并不排他，会长期共存，不是权威发布，没有真理谬误之别。“最早的中国”究竟是陶寺还是二里头，就属于这类问题。

昨天乘动车来太原，过石家庄后西上，就开始一路爬坡，翻越太行，耳朵都有感觉。太行和黄河之间这块山河控戴、相对封闭的宝地，让我想到了历史上的山西，想到了这块宝地由远及近的一幕幕历史剧。由是想到了一句话：“起于山西，成于他地”，或者可以说是“起于河东山西，成于河山之外”。这现象不知是否有人概括过。

先看陶寺。大范围吸纳，高度兴盛，但势力范围不出晋西南，甚至更小，对外影响显然偏弱。真正对其礼乐内涵加以扬弃而发扬光大的，是在河之南、山之东的二里头、二里冈和殷墟文化这个系列。

简单地把陶寺和二里头加以比较：陶寺是邦国时代的绝响和顶峰，二里头则是广域王权国家的先声；陶寺是前王朝时代“满天星斗”中最亮的一颗，二里头则是东亚大陆王朝时代的一抹朝阳；陶寺是早期中国的萌芽或雏形，二里头则标志着早期中国的形成。

有学者认为夏商周三族的祖源，通通源自山西，然后光大于豫北、豫中、豫西和关中，建立王朝通通在“河山之外”。

晋国继承周文化的衣钵，虽盛极一时，但势力仍不出河东山西。到了三家分晋、战国诸雄争雄，韩、赵、魏的都城无不迁出山西，定都于外围的河之南、山之东，然后成就其跻身“七雄”的霸业。

起于河东山西，成于河山之外；

想来小有遗憾，毕竟值得自豪！

这就是山西。山西当之无愧地，成为一波一波华夏文明潮的策源地。

现在，我们就书归正传，看看站在陶寺肩膀上的，早期王朝的辉煌。

（返京途中，记上午在山西大学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