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卷》在商文化阶段划分上持三分法，认可“中商文化”的提法，争议较大。

这首先在于，三分法的方案并非一种，不同观点的学者话语系统中的“中商文化”完全不同。

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以安金槐先生为代表的学者“曾推定二里头三、四期为早商文化，二里冈上、下层文化遂被定为中商文化。持此说的学者主张：从二里头的早商经郑州的中商到殷墟的晚商，构成完整的关于商文化的链环”（170页）。即便今天，也还有学者持此观点。既有考古信息无法排除这种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甚至最新的系列测年，还被认为支持这样的分期方案。

以二里头不属于商这一假说为前提，“在这些一切都处于探讨之中的过程中，新的中商文化的概念也在孕育之中”（王震中：《“中商文化”概念的意义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1997-1999年，孙华和孙庆伟、董琦、杨锡璋和唐际根先后呼吁和论证商文化三分法方案。

“随着权威性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的出版，‘三分法Ⅱ’之影响正在日益扩大；而与此同时，‘两分法’仍然有较大的影响力，从而形成目前‘两分法’与‘三分法Ⅱ’并存的局面，致使相当多的初学者和非专业人员有无所适从之感”（张国硕、尤悦：《商文化阶段划分刍议》，《中国文物报》2008年7月4日）。

需说明的是，二分法又可分为两种。前引张国硕教授等的文章总结道：

“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一书，把殷墟文化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时期）与二里岗文化一起归入‘商代前期’和‘早商文化’范畴，殷墟文化二至四期归属‘商代后期’和‘晚商文化’范畴……；早商、晚商之间以武丁为界……。因这种划分方法提出较早，故称其为‘二分法Ⅰ’。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又提出了新的划分方法，可称作‘二分法Ⅱ’：以盘庚迁殷为界，将商文化分为‘商代前期’和‘商代后期’两大阶段；商代前期文化包括二里岗文化一至四期和洹北花园庄遗存早段等5期，商代后期文化包括洹北花园庄晚段在内的殷墟文化一至四期” （张国硕、尤悦：《商文化阶段划分刍议》，《中国文物报》2008年7月4日）。

“二分法”和“三分法Ⅱ”都有割裂同一考古学文化等问题，的确是需要加以深入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