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品读内容虽属“鸡零狗碎”，但却都与学术史息息相关。再回顾一下二里头遗址的发现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李维明博士曾有专文探讨：

二里头遗址发掘与研究已经历四十余年学术历程，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也已经在夏文化和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探讨领域确立了应有的学术地位。然而学界对如此重要遗址的发现时间至今却存有“１９５９年发现”和“１９５７年发现”不同说法。这一问题对于二里头文化乃至夏文化研究学术史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既有影响，又不能回避，必须分析择选的学术问题。笔者试作择辨，提请专家予以澄清。

   ｌ、１９５９年发现说，源自徐旭生先生－行１９５９年夏豫西之行寻找“夏墟”的考古调查工作。据徐旭生先生在当年《考古》第１１期发表的《１９５９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报道（引文略—引者）。

以上报道可以反映出如下几点信息：
    （１）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６日，徐旭生一行为寻找高辛故都、商汤古亳调查了高庄、新砦、二里头等遗址。调查时间安排紧凑，针对性相当明显。 
    （２）当天的调查活动由县文物干部高同志引导，并参考了当地乡人的传说。
    （３）在此次调查之前，二里头遗址已有一些遗迹和大量的遗物暴露于地表。
     ２、１９５７年发现说，源自《考古》１９６５年第５期刊登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报道（引文略—引者）。
    读此段报道，不难得出二里头遗址发现在前，徐旭生先生一行调查在后这样的认识。
    比较两说：“１９５９年发现说”于１９５９年提出，该说对于当年在二里头遗址开展的考古调查活动的历史背景、时间、地点、人员、暴露遗迹、采集遗物、遗址规模、文化性质等都留有较为清晰的文字记录资料，具有科学意义。又因为在１９５９年以前公开发表的资料中未见有关二里头遗址的报道。因此，该说在数十年二里头文化研究历程中，得到多数二里头遗址发掘与研究者的认同（如赵芝荃、殷玮璋，黄石林、高天麟、郑光等先生），也被多数学者采用（如邹衡、张光直、郑杰祥、陈旭、孙华等先生），并写进一些具有学术影响力的刊物中予以介绍（出处略—引者），成为主流认识。
      “１９５７年发现说”于１９６５年提出，立论时间较“１９５９年发现说”晚５年有余（按：以公开发表时间为准），最初几乎没有什么影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渐为学界注意并予以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等）。该说的问题在于，晚在１９６５年《考古》第５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报告只言及“遗址是１９５７年冬季发现的”，除此１３字外，无任何与遗址首次发现有关的文字记录，也未标注其立论根据或出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执笔者在立此说后，多次公开改认二里头遗址为１９５９年发现（出处略—引者）。 
    至此判断，二里头遗址“１９５９年发现说”较“１９５７年发现说”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不过，笔者在学习中也注意到这样的一些现象：（１）据说解放前（按：指１９４９年以前），在二里头遗址范围内圪垱头村北（按：位于二里头遗址II、III区交界处）曾经出土铜器和玉器（出处略—引者）。
     （２）１９５９年以前，二里头遗址地表已经暴露出一些遗迹和大量的遗物。
     （３）从１９５６年始，河南省文物工作者曾经开展过一些文物普查工作。至１９５９年，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曾涉及偃师县境内的灰嘴（出处略—引者）、汤泉沟（出处略—引者）、酒流沟（出处略—引者）等遗址。
     （４）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６日的调查活动由县文物干部高同志引导，并参照当地乡人有关传说。
     笔者据上述现象推断，二里头遗址有可能在１９５９年以前即引起当地乡人或文物工作者的注意，只是由于缺乏科学认识而未能引起重视，因未见记录流传，故鲜为学界所知。事实上，学界始知二里头遗址始于徐旭生先生一行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６日对二里头遗址的调查，同年秋季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逐渐引起学界的注意和重视，数十年来二里头遗址出土具有都邑性质的遗存最终奠定了其在夏文化和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探索与研究中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１９５９年徐旭生先生一行对二里头遗址的调查发现，才是从科学意义上首次发现了二里头遗址。

（李维明：《二里头遗址发现年代择辨》，《中国文物报》2005年7月29日）

http://www.ccrnews.com.cn/100004/100006/219.html

本人也曾引述过1957年发现的说法（许宏：《二里头遗址发现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考古》2004年第11期）。现在看来，仍以1959年说为是。

徐旭生先生一行赴二里头考察，应是掌握了一定的线索。但无论是村民报告发现了文物还是县文物干部掌握了这一情况，都只是正式考古发现前的铺垫。与天坑等自然遗迹的发现一样，考古发现也应以其进入专业人员的视野并被记录公布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