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与情结:夏鼐关于夏商文化问题的思想轨迹(3)
(2010-09-13 09: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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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考古学文化情结商王朝夏文化夏鼐学术史杂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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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79年,夏鼐在综述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时[1]总结道:
中国考古学中,在新石器时代和文明灿烂的安阳殷代文化之间,从前是有一大段的空白。这30年间的新发现,逐渐填补了这空白。但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相传它的年代是公元前21至前16世纪)在考古学上还是不能证实。
有人认为我们已找到夏代遗址,包括两处夏代都城遗址。就考古学的证据而言,这结论未免下得过早。
1983年3月,夏鼐在日本所作公开讲演《中国文明的起源》[2]中明确指出:
至于二里头文化与中国历史上的夏朝和商朝的关系,我们可以说,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是相当于历史传说中的夏末商初。但是夏朝是属于传说中的一个比商朝为早的朝代。这是属于历史(狭义)的范畴。在考古学的范畴内,我们还没有发现有确切证据把这里的遗迹遗物和传说中的夏朝、夏民族或夏文化连接起来。
作为一个保守的考古工作者,我认为夏文化的探索,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同年5月,夏鼐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3]中又强调:
至于夏文化,我们把题目叫做“夏文化的探索”。“探索”这一词,表示这问题在考古学上仍是一个探索性的问题。
我们不能为了把碳十四测定数据来凑合传说中夏朝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的说法而在一处采用未作年轮校正的数据,另一处又采用校正过的数据。要知道二者之间相差达400来年,而夏朝享国,据传说一共只有400年左右。
利用文献记载要先作考据和辨伪的工作。尤其是关于夏朝的传说,我们没有当时传下来的文字记载,利用传说更要谨慎。
这些论断都是颇为妥当,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其中关于“夏朝是属于传说中的一个比商朝为早的朝代”的提法,“在考古学的范畴内,我们还没有发现有确切证据把这里的遗迹遗物和传说中的夏朝、夏民族或夏文化连接起来”的严谨认识,都难能可贵,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要之,夏鼐在夏商文化问题上一定程度的态度摇摆,显现了他作为学界大家所具有的冷静头脑和真知卓见,与置身整个20世纪后半叶总体研究取向之中的矛盾。
历史地看,尽管有层出不穷的重要考古发现,尽管耗费了学者们的诸多心力,但剥开夏商文化问题热闹非凡的表层外壳,它的“基岩”部分,也即夏鼐1962年及其后对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关系的确切表述,却没有被撼动或突破。考古学层面的基本概念仍是“二里冈期商文化”、“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等,超出考古学层面的“夏文化”、“先商文化”或“先周文化”等概念,都已进入了假说的领域,无法在没有当时文字出土的情况下被验证落实。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任何学科都有其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能够被充分地“自觉”到,才是该学科发展的有力表征。史前至原史时代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研究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族属、朝代及历史事件的把握[4]。当一个议题多年来聚讼纷纭、久议不决时,就要考虑该命题的合理性、可行性或方法论上是否存在问题。深化对这类命题性质的认识,进而达致新的理念和方法论上的共识,应当是今后的一个努力方向。
以聚落考古为切入点的精细的社会研究,多学科合作所展示的考古学的无穷潜力和广阔天地,都呼唤着早期王朝时代的研究,应当先回归考古学,应当扬长避短而不是相反。唯其如此,考古学才能最终有禆于广义历史进程的建构。
[1] 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
[2]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
[3] 夏鼐:《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国考古学会通讯》第4期,1983年。
[4] 许宏:《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