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的夏文化学术讨论会已召开了六次，即：（1）1977年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讨论会，考古学界首次就夏文化的探索问题进行学术讨论；（2）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召开‘夏文化讨论会’，这是首次在中国大陆以外举行夏文化学术会议；（3）1983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在郑州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商文化的研究与夏文化的探索’，有关论文收入《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4）1990年，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举办‘夏文化国际研讨会’，有3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5）1991年，‘夏商文化国际研讨会’在河南省洛阳市举行，国内外共150人到会，会后出版了《夏商文明研究》；（6）1994年，在洛阳又召开了‘全国夏文化学术研讨会’，有80多人与会，提交论文60余篇，编辑出版了《夏文化研究论集》（《夏商卷》23页）。

2005年，我们在河南偃师组织了“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杜金鹏、许宏主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这是二里头遗址发现发掘40余年来，首次召开的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命名的学术研讨会。议题涉及多个方面，而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总体上看，国内资深学者的话题仍以族属与王朝分界探索为主，年轻学者和境外学者则多关注方法论、人地关系、聚落形态、早期国家态势、文物制度、宗教艺术、文化交流和生产技术等课题。会上已没有了动情的激辩，基本上是各说各话。

据说有资深学者不无遗憾地认为这次会议的美中不足，就是名称应该是“夏都与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则坚持这一考古学本位的会议命名，这次会议也明显地具有学科关注点转移的色彩。

也许此后的两个会议与前述上个世纪召开的6次会议有更多的承继关系：

2008年，“早期夏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河南郑州举行。

2009年，“首届全国先商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河南鹤壁、河北邯郸和石家庄举行。

如果说“这是一种时代现象，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学术界的总体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见博文《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那么这一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仍方兴未艾。

两次会都被认为对于夏文化和先商文化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都有学者就“夏文化”或“先商文化”的命名、定义及其可行性和研究方法等提出不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