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夏商卷》花了数十页缕析“夏文化的探索历程”、“夏、商文化的界定”、“夏代早期及先夏时期的夏文化”。书中有专节介绍“田野调查与发掘”，作者总括田野工作的主要成果包括：

1、基本搞清了相关考古学文化的类型、分布与年代问题，建立起了考古编年序列；

2、大体弄清相关文化的地域分布与相互关系的基本格局；

3、发现了一批城址与聚落群，并对多处重要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

4、“大量出土的实物资料，极大地方便了关于夏文化内涵的研究。……从而为夏文化的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3页）

最后一项应是作者对前3项的总括性评说，前3项则都是考古学层面的成果，而没有关于夏文化的确证。由于没有确证，所以关于夏文化的讨论，依然热闹非凡。

其症结所在涉及方法论问题，我已在此前发过不少“非主流”的议论，这里不再赘述。有兴趣的朋友可参看博文《略论二里头时代》、《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及一些杂感类文字。

仅录其中一段旧文作为对这数十页的品读杂感：

总体上看，论争各方的认识前提和思路方法大同小异。各方都以夏王朝的真实存在为讨论前提。即都认为后世文献（大多属东周至汉代）中至少有一种说法（一般是偏早的文献）是正确的，属于“信史”；而某一考古遗存应当甚至肯定是某族或某一王朝的遗存。在这一前提下，指认相关考古学遗存究竟属夏还是属商，甚至论证具体（个别）的历史事件如商汤伐夏在考古学上的反映等。其不同之处则仅仅是哪条文献为信史，哪种考古学遗存属于某一王朝（族属）而已。

如果在夏商分界问题的论争中采用“学术流派”一词的话，那么可以认为论战基本上是在同一“派别”中进行的。我们权且称其为“可知论派”，相对的一方是“有条件的不可知论派”（即认为在没有决定性证据的前提下，夏王朝的实际存在仍须存疑，即便存在也无法在考古学上得到确认）。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国外学者。在一些参与论战的学者眼中，“不可知论”应属“谬论”，甚至是“居心不良”，因而不值得一驳，所以罕见着力回答对方质疑的讨论文章。真正认真而为的，是与“派别内”对具体问题持不同观点者的论战。

概言之，在考古材料还相当不充分的情况下，考古学界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对这些发现的历史学解释上，集中于大型聚落与文献记载中的具体城邑，以及考古学文化与具体族属、王朝发展阶段的比附对应上。同时，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学者们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与测年数据的不断推出而校正甚或改变观点，展开新的论战。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直至今日中国学术史上罕见的景观。

（《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