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博文《围观“鲁西龙山城址群”（2）》中曾述及：

我们业界对重要考古发现有个不成文的做法及相应的处理方式。发掘者及所在单位在遇有新发现时，一般要请专家去现场“会诊”论证，当然是希望得到肯定的评价。如果遂愿，这些评价会迅速地刊布出来，以扩大宣传效果。但如果这些评价基本上是否定或质疑的，那么一般也就不了了之，不再公之于媒体了。

由《曹操墓真相》一书披露的蛛丝马迹，有理由推测12月12、13日的论证会可能并未达到预想的效果。下一步如何处理，对当事人来说恐怕也是两难的事。

无巧不成书。“事件”突然有了重要的转机：

“12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国内汉魏考古学最权威的专家刘庆柱正巧路过郑州。省文物局得到消息，立即设法与刘庆柱取得联系，随后派专车将刘庆柱接到西高穴二号墓发掘现场。

刘庆柱的到来，给大墓的发掘提了许多具体建议，他私下里把自己对墓主的判断告诉了潘伟斌。这给潘伟斌和他的考古队带来莫大的鼓舞”（55页）。

看得出，作者也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用了“最权威的专家”这样前所未见的定语；连“给大墓的发掘提了许多具体建议”的主语也不是人物而是“到来”了。

作者还告诉我们，四、五天前国家文物局召集的论证会显然没能“给潘伟斌和他的考古队带来莫大的鼓舞”，而直到此时，这一“莫大鼓舞”才终于到来。

    接下来，就是在学术史上写下浓重一笔、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2009年12月27日了。但这么重要的事儿，作者却极低调地一笔带过：

“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综合众多专家的论证意见，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西高穴大墓的发掘成果。

2010年元旦过后，新年伊始。此时有关西高穴大墓是曹操墓的消息已经广泛传开。社会瞬间分裂成‘挺曹’和‘拍曹’两派（55页）。

我们再看书后附录《曹操高陵发现的前前后后》，说法却截然不同：

“2009年12月27日，曹操高陵的发掘及论证结果上报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同意由河南省文物局向社会公布曹操高陵来已发现的消息”（213页）。

这令我们感到不解。12月27日新闻发布会已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地点也不见于书中），但这里却写着这一天才上报国家文物局，而国局（地方文物部门对国家文物局的昵称）当天批准由省局向社会公布。

上述还都是对该书自身内容的比照。书中未提及的其他学术史信息，只能靠读者自己搜集材料来复原其过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