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稿待刊，诚征箴言。

今年，是夏鼐先生诞辰100周年。整个学界将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纪念这位巨匠。这篇小文仅想通过重温夏鼐关于夏商文化的论断，略述对这一领域探索方向的粗浅理解。

考古学的特长，是从对遗存的分析入手，探究逝去的人与社会。关于其研究方法，历代学人都在苦苦探求。其中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对考古学文化的解析。1959年，夏鼐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1]。这一经典性论述，至今仍是整个学科探讨相关问题的圭臬。

“夏商”时代和文化的概念，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处于尴尬的境地。关于商代和商文化，由于殷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一系列的发现而成为信史，考古学上的“商文化”已可确立。相当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冈文化，成为考古与文献两大话语系统合流的最上限。再往前上溯，二里头文化尽管被认为是广域王权国家社会，但由于缺乏当时的文字和文献材料，其族群与朝代归属朦胧模糊，因而仍处于与史前文化相近的范畴。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与已确立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成为数十年来学界孜孜以求的探索焦点，与之相应的方法论问题也一直在困扰着学界[2]。

作为1950～198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夏鼐的态度和言论在这段学术史的每一个时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关于上述问题的一个认识前提，就是考古学文化与人类族群的关系问题。

夏鼐在《定名》一文中指出：

（考古学文化）是某一个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我们观察到的一群东西的总称。

考古学上的“文化”，是表示考古学遗迹中（尤其是原始社会的遗迹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这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

这个社会因为有共同的传统，所以留下来这些考古学遗迹的共同体。

夏鼐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考古学文化”条[3]的释义为：

用以表示考古遗存中（尤其是原始社会遗存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

考古学中所讲的文化……专门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的特征的一群遗存。

可以显见，“考古学文化”条的释义，基本源自夏鼐在《定名》中的表述。显然，时隔近30年，夏鼐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界定基本上没有变化。归纳以上表述，考古学文化的内涵仅限于可供观察到的物质遗存，“共同体”是指遗存的共同体而非人的共同体；几处表述都强调了它尤其适用于原始社会时期。

1961年春，夏鼐又写了《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4]，其中多处涉及到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关系问题：

作为历史科学的一部门，考古学不仅只要研究全人类的社会发展史的共同规律，还要研究各地区各个族的共同体的发展的特殊性。在这里，只有“分期”这概念是不够的，还须要有“考古学文化”。

有时几个小的族的共同体拼合成为一个较大的共同体，产生了混合文化。有时一个共同体人口和分布扩大之后，分散成不同的共同体，有些移住在另外一些新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物不同的各个文化。

苏联的考古学家们便是认为“考古学文化”是在不同的族的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在不同的地域内独特地存在着的不同的族的共同体，促使了物质文化上的地方特征的出现（《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第90页）。

我们注意到，在这里，“共同体”开始指“族的共同体”，也即人的共同体，但没有把一个考古学文化与一个族的共同体对应起来。不过同文中又有这样的表述：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所以不得已采用文化特征或发现地点，是因为我们虽知道这文化代表一个族的共同体（有时我们还说“仰韶文化的人们”），但因为那时没有文字记下它们的族名。

这段话的表述，似乎认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如仰韶文化）“代表一个族的共同体”。这是否是受了上述苏联考古学思潮的影响，不得而知。据《夏鼐文集》的编者按，这篇文章虽然在考古所内部征求了意见，但一直没有发表。很可能，夏鼐逐渐意识到这种看法的问题之所在，所以没有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此后也没再有类似的表述。

关于这一问题，不必大量引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材料，仅依夏鼐等学者给出的初始概念，即可知以物质遗存为标识的考古学文化，与以社会心理认同为主要特征的族的共同体，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这种认同会在物质层面有一定的反映，但在复杂的人类社会，精神与物质层面的不吻合往往存在甚至会成为常态。就本质而言，“考古学只能见到人们表现于物质的活动，和能揣测到物质遗存所能体现的人们的关系及其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5]。“揣测”当然已进入了无从验证的范畴。因此，将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划等号的认识存在着认知上的问题。

到了1980年代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时，夏鼐的思考显然更为周到成熟。

考古学“文化”一词，是从民族学引进的，用以表示具有同一文化传统的共同体。但根据民族学的资料，同一部落或民族所用的物件，有时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如爱斯基摩人在夏季营地和冬季营地所遗的两套不同的用品）。即使是一个定居的农业社会，随着年代的推移，所用器物的形貌也会发生变化，经过较长的时期，甚至会变得面目全非。至于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共同体究竟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那就更难以确定。这些问题的提出，虽还不足以否定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性，但促使考古学家们在运用这一概念时要作周到、灵活的思考，避免简单化和绝对化[6]。

这是十分中肯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