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可以参与“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投票。尽管只是约200票中的一票，尽管只是评选60进25，但这个民主权利还是一定要行使的。

今年，我没有投“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

因为我不能认同这个名称，正像如果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里头遗址”定名为“二里头夏都斟鄩”，我不能同意一样。

如果这项发现定名为“河南安阳西高穴东汉墓”，我可能会投它一票。

因为，如果带“魏武王”铭的遗物没有问题，这墓可视为纪年墓或准纪年墓，因为它的年代可以被限定在公元220年的数月之内。由于它发现了与曹操有关的遗物，有理由推断它有可能（甚至极有可能、最有可能）是曹操墓，也不排除是与曹操有关的其他历史人物的墓。作为推断，这些提法都没有问题。它的时代、它的地望、它的规格，都很有说头。

仅以这样的定名和这样的提法，它就有资格、有可能跻身“十大”。

因为，年度十大发现是相对的。圈内朋友议论时，也常慨叹当年的考古发现是“大年”，那么多重要发现投票时实在难以割爱。因每年10项的限制而没能挤进“十大”的，如果参与前一年“小年”的评选，说不定就上去了。

而且，每年的评选都要考虑考古发现在时代和地域的均衡，能否上去还是有很大的或然性的。

现在进入60项的，可以说都重要，哪项上去了，都能毫无疑问地说出一大堆重要性来。

所以，“河南安阳西高穴东汉墓”的分量未必不够。

但在目前的状况下，对墓主人身份做如此确切的定性，已超出了我作为考古人秉持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认知底线。因此是我所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