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举了日本学者一系列的都城考古活动后，《学史述论》给出的全部评价是：“上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古代都城考古发掘，具有明显的文化侵略性质，为了‘寻宝’，他们违背国际通用的考古发掘方法，造成了对遗址的破坏、学术研究的混乱”（10页）。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对此展开论述。

《学史述论》把都城考古始创期的下限定在殷墟发掘中断的1937年，显然没有把上述外国学者在中国的城市考古活动包括在内。如果我们同意中国考古学应理解为中国区域内的考古学而不仅仅是中国学者的考古学的话，是否也就应当把这些活动看作是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始创期的一个组成部分。

徐苹芳在1950年代总括中国考古学史时，曾论及“（抗日战争前后，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城址的调查是较重要的，如临淄、曲阜、邯郸、滕城、薛城、北魏平城、辽金的北京城、元上都、祖州城等都作过调查和发掘……目前日本人对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仍具有一些水平”（160-161页）。“中国近代考古学，也是一部中国近代文物被掠夺的历史。其间，许多外国人在中国作的考古工作，也是较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进行必要的整理和研究”（164页） [1]。现在看来，这仍是极精到的评价。198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2]，其中的《中国考古学年表（1898～1984）》也收录了中国考古学草创期外国学者在中国的考古活动。

《先秦城市》把先秦城市研究史第一期的下限定在1943年（是年，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分别结束了对传说中周都的调查和对曲阜鲁城的调查发掘[3]），并对这一阶段中国学者的考古工作做了简评：

“这一时期的田野考古工作，揭开了科学意义上的先秦城市研究的序幕，不仅为日后的深入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而且在方法论上具有开创之功，奠定了考古学及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考古学研究的基础”（2页）。

如果我们认可“要评价这一时期的考古活动，必须将政治与学术分开”[4]的观点，由这篇小文所做的简要述评，是否可以认为上述对中国学者城市考古早期研究的评价，也是适合于所有始创期的中国古代城市考古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