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年专家张雪莲、仇士华等在2007年正式公布了关于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长系列年代测定结果，并对相关问题做了详尽的分析（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薄官成、王金霞、钟建：《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

由此，我们知道“2005年北京大学加速器测年发表了比二里头早的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系列年代测定研究报告（刘克新、韩保续、郭之虞等：AMS Radiocarbon Dating of Bone Samples from the Xinzhai Site in China, Radiocarbon, Volume 47, Issue 1, pp. 21-25,2005.）”。由于正式发表中文测年报告的新砦发掘报告（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新砦——1999～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2008年才出版，所以上引张雪莲等的论文就是最早在国内系统刊布新砦测年数据的了。

“北京大学加速器测年对从龙山文化晚期到新砦期的18个样品进行了测定。所取样品均为骨样品，其中有5个样品送到维也纳加速器实验室进行了比对测定”，考古所实验室又“将新砦遗址测得的年代数据与二里头遗址测得的年代数据共同拟合”。这是得到国内外三家测年机构相互认可、测定结果高度一致的佳例，颇为难得。

由新砦数据与断代工程测定的二里头数据相拟合，可知“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710年。这一结果与断代工程期间得到的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880年）相比，向后压缩了100多年。两次数据拟合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其原因与前面郑州商城年代中的情况是类似的。在断代工程期间得到的数据，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前面没有比之更早的数据，因而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年代向前延伸的趋势与单一样品的前延几近相同。

“这种情况导致了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年代上限中不实的成份可能较大，因而也给二里头年代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另外，将两次拟合所得结果进行比较也可以发现，后来得到的结果仍处于先前结果的范围之内，只是比先前结果更加具体”（张雪莲等，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