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1970年代开始应用于夏商分界“推断”领域（我想这个词用在这里比“研究”要合适些，“研究”一词太“科学”、太严肃）的测年数据，考古学界从拿来就用，到因失望而弃之不用，到“仅供参考”的态度，显现出的当然是学科的日渐成熟。但学界对二里头文化这一最新的测年结果的“极其审慎”的态度，又可见“主流观点”一旦形成是多么地深入人心。

“且不说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测年数据使众多学者无所适从，就是在所谓的新技术条件下测出的数据是否准确可信也无人能够保证”（王琼、钱燕：《也谈考古研究中的方法问题——兼与殷玮璋先生商榷》，《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6期）。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大体上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学者，尤其是已形成明确的“对号入座”观点而又不认为自己的观点为假说的学者的心态。

面对测年数据的变化（学者们还不能完全认可它的“日益精准”），最为坦然的是像本人这样在夏商分界推断中“没有观点”，或现在即便有观点也把它当作假说的人。

我在2008年4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召开的“碳十四测年与考古年代框架研讨会”上曾发言道：

搞清了相关的系列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框架，是碳十四测年的重大收获。作为考古工作者，既为碳十四测年工作的进展感到欣慰，同时也感谢测年专家多年来所做的“科普”和“扫盲”工作。

通过器物的“搭桥”所建立的序列的可靠性，不如具有直接地层叠压关系的序列，因为单从器物的相似性推导出遗存的共时性，是危险的。比如新砦作为二里头的上限边界，就不太理想。虽然考古学界对二者是否为绝对的早晚关系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新砦在总体上早于二里头是没有问题的。因此这个“边界”还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现在的测年结果，和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并不矛盾，如果说存在矛盾或者冲突，那是和某些历史学推断或解释之间的。比如，我们可以说二里头早于二里冈，但不能说二里头早于商，因为两者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

由于已认可数据的变化是测年技术日益精准的结果，本人接受了新的测年数据，因而成为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呼应前述测年方案的考古学者之一。至于在夏商分界推断上，如果不包括坚持旧说者，则可能是首位呼应测年专家提出问题的考古学者，但本人又不属于改变原有观点、从“郑亳说”倒戈过来者。

属于夏商分界推断论者，而不敢自命为实证研究者。这就是我的自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