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中测年专家提及新砦，它的测年数据意义不小。

《简本》虽提及新砦遗址1999-2000年的再次发掘提供了解决相关问题的线索，但还没有来得及用上新砦的碳素测年数据。

世纪之交“新砦期”的测年在圈内的确引起不小的震动。由1980年代估计其上限在公元前2000年（赵芝荃，1986）到“暂估计为公元前1850～前1750年”，“出乎预料的晚”（赵春青：《关于新砦期与二里头一期的若干问题》，《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是学界的共同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文写作的2005年已认可最新测年的新砦遗址发掘主持人赵春青博士，于2001年（写作时间）最早披露新砦测年时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保留：（该遗址“新砦期”遗存）“早段的绝对年代早于公元前1850年，晚段的年代在公元前1850～前1680年之间”。“从测年数据看，新砦期的绝对年代难突破公元前2000年，尚未跨入龙山时代，只是比二里头文化稍早”（赵春青：《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中原文物》2002年1期）。

这也反映了考古学界对新的测年数据态度的微妙变化。

2005年秋，“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仇士华先生等首次正式披露了河南龙山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期—二里冈期测年数据长系列拟合结果：

“新砦期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850年，二里头一期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二里岗期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540年”（仇士华、蔡莲珍、张雪莲：《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问题》，《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

有学者对近年来的测年数据呈现出的不断偏晚变短的结果表露出明显的不解，甚至不满。

仇士华先生在上文中做了简要的说明：

“1983年我们在《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中把二里头文化的年代限制在公元前1900～前1500年的范围内。那是按单个样品作了树轮年代校正，曾被广泛引用。由于样品大都是用木炭作的一般测定，误差相应比较大。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二里头文化的系列样品是重新采集的，主要是骨质样品，所得碳-14数据同以前的数据并不矛盾，只是精度更高一些。

（在文中另一处，他提及“断代工程中公布的系列样品测定拟合结果，没有加以说明和充分研究讨论”。）

“可以看出，由于相应段树轮年代校正曲线的关系，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730～前1880年之间，范围很大，这同1983年的报告是一致的。但若在拟合时使用边界条件来限定，就可以把上限缩小，向公元前1730年靠拢。

“现在采用新砦文化的系列样品同二里头文化的系列样品一起拟合，可以更客观地把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年代上限定在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同前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