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了李维明兄赠阅的最新一期《中国历史文物》。

    郑大的两位小同学针对殷玮璋先生的系列《反思》的商榷文章，让人心生感慨。

（王琼、钱燕：《也谈考古研究中的方法问题——兼与殷玮璋先生商榷》，《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6期。

殷玮璋：《考古研究必须按科学规程操作——“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的反思（节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7期，2009年；

殷玮璋：《夏文化探索中的方法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的反思（二）》，《河北学刊》2006年第4期；

殷玮璋：《再论早商文化的推定及相关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的反思（一）》，《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

    在我看来，这老少两代的文章都颇多闪光点，但又不乏共性：没有人用“假说”一词来界定自家、对方及他人的“观点”、“看法”或“旧说”。

    这应该就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吧。因此才有了几十年来卷帙浩繁的争论文章，而且还将持续下去，一代代薪火相传。

    两位小同学在文中论证道：

    “在吸收新材料的基础上对旧有观点进行反思以致改变旧有观点的做法是科学的；相反，一味坚持旧说，而不及时引用新材料对旧有观点进行印证的做法则恰恰是不科学的。”

    “殷先生在《反思》一文中曾指出‘研究要按规程，推测不能代替论证’，但是上文中的‘似可认为’恰恰说明了殷先生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而仅仅是一种推测。这种研究方法难道是符合‘科学规程’的吗？”

    “一味地拘泥于所谓的‘规程’，却忽略了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分析论证环节，那么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经不起推敲的‘不科学’的结论。”

    还是以逸如风君在“商假说（之二）”的回贴作为收束吧：

    “虽祭出‘商假说’的大旗，笔者并不认为它比‘夏假说’有更充分的证据。

    这一假说的反方不是‘夏假说’或者别的什么假说，而是所谓的‘真理’、‘正确’或‘科学’与否的认识观。”

    完全拥护！但最重要的，希望不会再有一代学人耗费心力在里面转圈圈了。抛开这些，有太多的问题在等着我们。不能现在解决的问题，搁置等待，甚至就算它是一个永远也解决不了的史学问题，也不算什么。没有发现文字的文明或国家，也许还更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