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车上终于看完了伊恩·霍德的《阅读过去》。书封底有两篇书评，《美国人类学家》有评论说“本书将强力引发考古学内一场必要的对话，不仅要考虑我们如何看待过去，也要考虑我们如何我们在当今的角色”，《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增刊》 则评论“本书真诚而意味深长的努力目标，不仅在探求以人类过去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在思考考古学研究在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的知识活动中的地位。”以前看了这本书大部分内容时就一直涌现两个词“阅读过去”与“阅读现在”。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两段书评，但人同此心，感受是相同的。部分也是因为这本书的阅读我有了一种“大考古学”的思考，以阅读过去的视角解读现在，或以阅读现在的视角解读过去，都使我们看待过去与现在有了一种历史的穿透。

《阅读过去》的主要观点之一是物质文化是有意义构成的，也就是说物质文化不是人类社会的直接反映，如“墓葬和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完全取决于对死亡的态度”，“一个特定的器物类型是否标明一个族群的边界取决于那个社会的人们对不同器物的观念，以及什么器物被选择作为族群标志物”。这些话语是针对“新考古学”而言，但对于中国考古学者来说，也同样是我们的问题。特别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霍德提出对“文化是有意义的”的论点的认同最终导致“对文化的各个方面无法复原”的认同。我们曾经习惯于所谓以所谓物质遗存复原过去、复原历史的说法，但清醒者也一直强烈地意识到考古学本身的局限性。张忠培先生曾经就特别论述过考古学的局限性问题。他列举了三点：首先，考古学研究的遗存，是物质的，可是人的活动，不仅是物质的，还有物质之外的，例如行为、制度、法律思想等。考古学只能见到人们表现于物质的活动及其能体现的精神方面的内容。第二，我们见到的遗存，是不完整的东西。考古学见不到人们物质活动的全貌。第三，是难以准确地确定遗存的时空。所以考古学是一门遗憾的科学。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霍德提出考古学家的任务就是阐释文化中这些不可复原的成分，使隐藏在物质证据之后的社会能够被“阅读”。霍德似乎把不能直接反映社会的物质文化的意义视为不可复原的成分，对这种意义的解读就如阅读文本。既然是“阅读”就离不开上下文或者行文背景（context）。物质对象是无声的，他们不能自己说话，但是人人皆知仅仅讨论孤立的器物并不是考古学，考古学关心有地层和其他考古背景（如房屋、遗址、灰坑和墓葬）的器物，这样器物的年代和意义才能得到阐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知晓器物的背景（《阅读过去》一书译者翻译成“情境”，略嫌文学语言化），器物就不再是完全沉默的。意义的线索隐藏在考古背景中。当然，我们不能宣称，只要在背景中，器物就能告诉我们它们的文化意义，但是至少它们并不是完全沉默的。对意义的阐释受制于对“考古背景”的阐释，器物在不同的背景或情境中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尽管有时不尽准确，器物在一个领域中的意义可能和在另一个领域中的意义相关。

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产生了一些疑问。首先，什么是背景？背景本身依靠资料进行解释。对考古背景的定义本身值得讨论。第二，即使假设我们可以从背景组合和异同中构建意义，这是否就是当时人们头脑中的文化意义？第三个问题是我们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总结人们头脑中的观念？这是现在所谓认知考古学的内容。如果我们说意义取决于背景，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不过是在自身背景下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可能建立从一个文化的资料总结同样适用于另一个文化的通用法则。即使我们需要用一些通同模式去阐释过去，那都只是尝试性的，而不是科学探索的焦点。

与新考古学或过程主义考古学的论点相反，霍德认为仅就历史学解释可以通过对此前的背景和事件得到定义而言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但是考古学建立在物质文化而不是文献的基础上。纸上的墨迹本身就是一种物质文化，了解其中的意义与了解器物的意义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则成为考古学的一部分。文献记录了被选择的少数人的声音，因此考古学有时身处一个极其优越甚至非常独特的位置，去揭示历史上弱势群体的行为。这种考古学方法在若干领域都有影响。当意识到自身与他者的决裂之后，而不论他者是文化的、心理的还是历史的，众多学者，包括弗洛伊德、福柯、拉康都宣称使用某种“考古学”的倾向，或者以考古学暗喻方式表明他们的方法。

（转帖自逸如风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632588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