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看博友北里君的新博文《夏文化研究材料分析题》，围绕碳十四测年数据提出了若干有趣的问题，可以引发大家的思考。

这里，也再凑凑热闹，把一段测年技术引进论战后的早期小史贴上，可以与北里君及近日网友跟贴的内容相互参照，一窥测年技术给论战带来的“巨变”及其轨迹，一睹此后论战中以测年数据为“武器”相互交锋，“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壮观景象。

我的一个假想是，如果当年二里头文化的最上限不是因为缺乏“边界”和系列测年标本被估到公元前1900年左右，而是直接测出了近年的“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那么几十年来关于夏文化的论战又该是怎样一幅图景呢？

1974年，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基址简报在《考古》杂志上发表，标题中直接出现“早商”字样，发掘者已开始用非常肯定的口吻提出对遗址年代与朝代归属的意见。简报认为，这座“商代早期的宫殿建筑，为汤都西亳说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从而二里头遗址的性质问题也就清楚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这一推论的前提则是“二里冈文化属商代中期”的论断。正是由于“找到了三期早于二里岗期的地层根据，因此我们确定这座宫殿遗址是商代早期的”。从整合研究的角度看，除引用《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下注“尸乡，殷汤所都”这条文献（偃师商城发现后，这条文献又被用来证明该城为“殷汤所都”）外，最大的证据就是发掘简报最新公布的两个碳素测年数据了。与宫殿基址同时的二里头文化三期的一个数据的树轮校正值是公元前1300～1590年，被认为“相当于商代早期”；稍早的二里头文化一期的一个数据的树轮校正值是公元前1690～2080年。

这一观点，成为当时学界的主流认识。稍后，又有研究者循着这一结论，推断“王湾三期、二里头一期均相当于夏代”（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文物》1975年第6期）。

不久，夏鼐梳理二里头遗址已测定的4个碳素测年标本，认为“其中三个数据成一系列，包括二里头文化的一期至四期，年代约自公元前1900至1600年”，因“可能是有误差”而剔除了属于三期“但测定年代反较上层（四期）的为晚”的一个数据（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据恰是被上述简报作为最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三期“相当于商代早期”的。而“公元前1900至1600年”的年代跨度则被另外的学者加以援引，认为“这个年代同依据历史文献记载所推算出现的夏王朝中、晚期的年代基本上是相符合的”，“二里头遗址应该确定为夏代的重要文化遗址”（李民、文兵：《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年第4期）。

在随后关于夏商文化分界的论战中，不少学者是选择性地采用相关碳素测年数据，且往往引用单个数据，尤其在数据刚开始公布的1970年代。其实，夏鼐早在当时就已指出：“只有一系列的基本一致的碳-14年代才是有价值的，而一两个孤零的数据，就其本身而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测年专家也告诫学界“孤零零的单个碳十四数据一般是不可轻信的”，“在讨论夏文化时根据个别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作出结论是很危险的”（仇士华、蔡莲珍、冼自强、薄官成：《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另外，有的学者使用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有的则使用未经校正的数据；有的使用半衰期为5730年的数据，而与半衰期为5570年的数据加以比较。这种非同类项间的比较结果的确切性，是可以显见的。

（参见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

《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