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文化讨论，已说了好多话，还有好多话要说，有些话则欲语还休。

如果不从新的角度、不在新的层面上形成方法和认识论上的一定的共识，具体结论的“共识”仍将摇来摆去。

一直在随时收集关于二里头文化和夏文化的研究论著存目，冷眼观战，看到比我还年轻的学者仍积极“参战”，看到相关会议讨论议题的消息或是直接应邀参会，一个念头一直挥之不去：

本来意欲走向世界的中国考古学，在这样的兴奋点支撑下，会否渐行渐远？

而本人的这些议论，偏颇乎？苛刻乎？新一代学人认可吗？哪些可以成为我们的“共识”？

与一位年轻朋友聊天，“切磋”出这样一句笑谈：对于前辈大家，不敢轻言超越，但先“超脱”出来总可以吧？！

在夏文化和夏商分界问题的讨论中，还存在着阶段性的“共识”或“主流观点”，它们随着讨论的深入在不断地变化。

考古学界先是因徐旭生的推测而认同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商王朝的遗存，这一意见在学术界关于夏商分界的热烈讨论中占居主流地位达20年之久。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 邹衡教授独自提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说，学界遂群起而攻之。此后，各类观点层出不穷。从作为先行文化的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一、二、三、四期，直至二里冈文化初期，每两者之间都有人尝试着切上一刀，作为夏、商文化的分界，而且也都有各自的道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久前的学术界又一边倒地形成了以邹衡先生的观点为中心的共识。最近，这一共识又有所摇摆，人们开始认可二里头文化只是夏文化的一部分的观点。

应当指出的是，这类所谓“主流观点”或“共识”的取得，都不是建立在获得决定性证据——即有像甲骨文那样的内证性文字材料出土——的基础之上的。

问题的症结恰如邹衡所指出的那样，“所有主张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者都依靠一条最主要的证据，就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在地是成汤所都的‘西亳’。我们主张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其主要依据之一，就是成汤所都在‘郑亳’”（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78年第2期）。

准此，则持不同论点者都是把今人依据传世文献而提出的推论和假说当作争论的主要证据。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主流观点”和“共识”就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或者真理吗？那么在原来的“主流观点”和现在的“共识”之间，哪一个更接近真实或者真理呢？而且，别忘了还有一句老话叫“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夏商周考古学的大家邹衡教授，正是凭着这样的信念特立独行，坚持己见，才迎来了以他的观点为中心的学界的“共识”。然而这句老话是否又过时了呢？

在这种情况下，哪一种“主流意见”或“共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实在是无从验证的。

据最新的测年结果，测年专家倾向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并非如原来推定的那样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而“应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薄官成、王金霞、钟建：《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这一结论可能又会被认为支持了曾经的“主流”意见也即现下的“非主流”意见，论争也在持续进行，“共识”仍将继续摇摆。

（参见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

《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