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中国考古学已取得巨大进步，已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是考古材料，尤其是考古新发现的积累速度与规模，已远远超越了考古研究的速度与规模。这种考古研究能量滞后於考古材料及考古新发现积累与规模的状况，显示考古材料及考古新发现的积累速度与规模，已呈现出爆炸的趋势。
                                    
    二是借用於地质学的“地层”概念，已演变为层位学，同时完善了层位学和类型学，并深化和扩大了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手段观察考古遗存，从而，就同量等质遗存来说，和以往相比，现在考古学从遗存中获取信息的数量不仅增多了，而且质量也提高了。总之，考古学从人、遗存、时、空四维关系或遗存、时、空三维关系研究遗存的视角，不仅得到空前的扩大，同时，质量也提高了。
                                    
    三是1959年、1975年和1985年，是中国考古学这60年进步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几个年份。1959年，夏鼐以逆潮流而动的大无畏精神发表了考古学文化定名的讲话。1975年和1985年，苏秉琦以夏鼐的考古学文化定名说为前提，无私无畏，逆潮流而动，发扬了乘风破浪前进的勇气，先后分别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即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论，和文明论即文明起源、形成和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理论。苏秉琦这两论抓住了考古学文化所界定的人们共同体或族群的两个最重要的基因，即文化和社会结构及关系。因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指导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同时，苏秉琦这两论虽是从不同角度观察考古学文化或考古学文化所界定的人们共同体，即族群，但任何考古学文化所界定的人们共同体或族群，都同时存在着文化和社会结构及关系这两个最重要的基因，因此，这两论又是相互联系的。总之，由於夏鼐和苏秉琦的贡献，中国考古学已形成了适合中国历史实情的自己的理论体系。
                                    
    四是中国考古学在广义的中国古史研究中已经取得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自西周之前的历史研究中，已掌握话语权乃至垄断的话语权，同时，在自东周至宋元的城市史、建筑史、佛教史、冶金史、制瓷工艺史、漆器工艺史和艺术史等等诸多领域，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言权，而且，考古学的话语权或发言权，还不同程度地渗透到涉及探讨天、地、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乃至中国人的精神领域即中国古人全部活动的全部过程的各类专史的方方面面。
                                    
    五是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不仅已成为激发人民的爱国情感、提高民族素质和增进民族凝聚的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我们国家依据“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演变规律推进文化进步，和借以“鉴往知来”推进社会、政治及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思想资源。

    六是中国考古学开始走出了国门，参与了一些国家遗址的发掘、研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七是中国考古学已成为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支柱，并为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作出了十分重要的宝贵贡献。
                                    
    中国考古学已长成为一位巨人，成长成铁铮铮的一条汉子，屹立在中国学术之林，挺胸於世界优秀考古学的行列。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二次年会开幕词》，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