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了两天，忙并快乐着。

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海峡两岸传统文化及玉器研究”研讨会，这是5月以来实施的“海峡两岸史前文化交流”系列工作坊的第三次研究交流活动，也是最后一次。

前天的开幕式上，东道主邓聪教授嘱在开幕式上代表大陆学者致辞（见博文）。因致辞文本发到每位与会者，所以开幕式上就不必“照本宣科”，又即席做了发言。

我谈到作为主要从事“不动产”（聚落形态）研究的学者，参加以玉文化为中心的研讨活动，斩获尤多。同时“票友”也有另类的视角，参与切磋，或可于探索有所补益。是对社会考古共同的关注，把研究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个案的学者联系到一起。学术研讨上升到理论与方法论层面，大家就有了共同语言，有了交流与沟通的平台。

说起来，参与史前文化的研讨，本人也并不认为是“客串”。

圈内的朋友知道，关于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与历史（History）时代的划分，我个人是倾向于用其本意的，即应立足于各个时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别，着重考察文字与文献的演进及其作用，而不应把它们引申为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描述。

“历史时代”可定义为有直接的文字材料可“自证”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集团的历史身份的时代。在中国，拥有甲骨文的殷墟（晚商）时期是其上限。

前一阶段的龙山、二里头至二里冈时代诸文化，均属于已发现了零星的直接文字材料，为若干后世文献（间接文字材料，属口传历史而非编年史）所追述，主要靠考古学材料来研究，但还不足以确认其“历史身份”的人们共同体的遗存。这一阶段或可称为“原史时代”。

如果不采用三分法而仅使用“史前”和“历史”两大概念，则暂时没有发现当时的文书（而非零星文字）的二里头时代，当然应归为广义的“史前时代”，尽管我们认为它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已进入了文明时代。

题外话，就此打住。

三次考察交流活动有四次发言，我的讲题分别是：

《二里头都邑规划中的围垣作坊区与绿松石器作坊》（5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史前玉石饰物作坊探索”座谈会）

《中原青铜时代伊始玉器的演变态势》（7月1日，台东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演讲）

《从小屯到二里头：早期宫室建筑考古历程检视》，7月2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演讲）

（特意选了一个与兄弟所同仁叙旧的话题，大家感到很亲切。讲第一代考古学人大陆揖别后，大陆学者在中原本土的持续探索历程，我们在“不动产”考古上的收获与思考）

《爵与钺：两种器物管窥早期王朝的政治动向》（8月2日，香港中文大学“海峡两岸传统文化与玉器研究”研讨会）

两岸三地学者相聚甚欢，交流由学术而至情感。昨晚与刘益昌教授等别前再饮，借酒兴诌打油一首：

甘醇穿肠过，玉韵心中留。

切磋如攻玉，人生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