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转贴罗泰教授《俞伟超先生学术评传》中，评述当年中国考古学界的“新考古学”之辩，是学术史的一种解读，正巧又读到了高蒙河教授对同一问题的另一视角的解读。对于这一当代中国考古学界最引人注目的学术“辉映”，诸君也可以有自己的解读。

窃以为这种切磋琢磨对于学科建设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完善和互补吧。

中国考古学的实干家多，但既能实干又有极高理论素养的大家却是凤毛麟角，可（张忠培）先生却被张光直称之为中国考古学重量级的理论家之一（张光直：《从俞伟超、张忠培二先生论文谈考古学理论》，《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8日）。而直接引发张光直作出如此评价的，是先生1993年对中国考古学究竟是走西方道路，还是走自己道路所作的《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24日）。

当时，先生正在依据中国考古学的自身实践，系统地进行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而美国的“新考古学”开始扣动国门，有些人甚至还把先生倡导的实事求是、透物见人等研究考古遗存进而走近历史真实的主张，归结为已经过时的“传统考古学”。事物的发展往往贯穿着辩证的逻辑，矛盾的出现又常常能激发出新的思想。在这样的考古学大是大非面前，先生不但对“新考古学”的一些提法进行了解析和批评，同时强调指出“透过遗存层位与类型，方能探知考古学对象运动规律。考古学前进的必由之路，是深化层位学与类型学的研究。”可见，先生面对“新考古学”，是非明确，坚持层位学与类型学作为考古学理论基础的不可颠覆性。

（高蒙河：《构建中国考古学方法论体系——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导读》，

《南方文物》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