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古今中外，扩张都是一个集团内部兴盛的外延。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周边其他文化的交流，是以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为主，而以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的。它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世界的雏形得以形成。

从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波及范围看，它已不限于与邻近地域的松散交流，而是大范围地向外扩散。例如，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陶酒器盉（或鬶）、爵，在二里头文化的兴盛期已到达了距中原相当远的地域。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有学者指出，盉（鬶）、爵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分布的疏密程度，并非与距中原的空间距离成反比。其出土地点，多位于距二里头文化区颇远的分布范围最大界限附近。这与日用陶器的传播方式不同，暗示着这些礼器连接各区域社会的中心据点，超越空间距离传布于当地的社会上层之间。这表明来自中原王朝的礼器被作为权力地位的象征物而接受，而中原王朝与某些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甚至有可能已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政治结盟。

（采自冈村秀典《夏王朝：王朝诞生的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