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骨器、象牙器和玉器上镶嵌绿松石的技法，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中就较为流行；在玉器上镶嵌绿松石的做法，也见于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上述两地也都发现了拼嵌或粘嵌绿松石于有机质物品之上的线索。二里头文化不仅有镶嵌绿松石的玉器，更有镶嵌绿松石的铜器和粘嵌在漆木类有机质托架上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工艺精美绝伦，已如前述。从其表现主题和技术传统上看，可能更多地继承了黄河下游龙山文化的作风。

二里头遗址贵族墓中出土了多件圆盘状铜器，大多镶嵌着绿松石。其中一件正面周缘镶嵌着61块长方形绿松石片，形似钟表刻度，中间用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共26个“十”字形图案。该器出土时为六层纺织品所包裹。这类器物，有的学者认为属于早期铜镜，有的认为可能是与占日或律历有关的“星盘”，或为某种法器。

前文述及的二里头遗址上出土的3件铜牌饰，分别用200～300多片形状各异的绿松石，镶拼成兽面纹的图案，向人们展示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高超的玉石工艺水平。那些小小的绿松石片，被切割成各种形状，长宽只有几毫米，厚仅1～2毫米左右，且抛磨光洁，殊为不易。其中一件只有铜铸的兽形框架，绿松石片原应是粘嵌在有机质的背托上，出土时背托已腐朽无存，而绿松石片尚原样未动地悬空排列在铜牌上，保持着原来的图案。前述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所用绿松石片，较铜牌饰所用石片更小，且背托为立体，多有精细的凹凸之处，其粘贴镶嵌技术之高超，则更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社会上层身份地位标志的特殊绿松石镶嵌制品，在龙山时代还见于城址或大型聚落，但到了二里头时代，却只见于二里头都邑。其他同时期遗址，即便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聚落和城址，都仅有少量制作简单的小型绿松石饰品。象征社会等级的奢侈品的生产与消费集中于二里头遗址，反映了二里头都邑核心化程度急剧增强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