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一批热心追寻真理的知识分子，受西方现代治学方法的熏陶，以“离经叛道”的反传统精神，开始对国史典籍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检讨，从而搅动了以“信古”为主流的中国学界的一潭死水。

其代表人物顾颉刚，在1923年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论点。他尖锐地指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例如周人只谈论过禹，孔子至多提到尧、舜，战国时开始谈论黄帝、神农，到汉代才加上盘古。所以，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此后，他发表文章，系统地对先秦古史的主要说法予以逐条批驳，认为后人奉为金科玉律的那些传统古史的说法，都是出于儒生们的伪造。这导致史学界围绕古代史料真伪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从1926年起，顾颉刚等学者把当时持各种观点的论文陆续结集出版，这就是著名的《古史辨》。到1941年，共出版了七大册。“古史辨”，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乃至知识界的一个最大的亮点。

古史辨运动让传统史学彻底摆脱了儒家“经学”框架的沉重束缚，动摇了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体系，在客观上引起人们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重新考察中国文明起源和进程的兴趣，推动了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正如顾颉刚先生自己总结的那样，这场古史之辨“对于今日研究古史的人们，在审查材料和提出问题上给予了许多的方便，同时也可给读者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念”。

与此同时，由盲目信古到全盘否定式的疑古，也颇受矫枉过正、“疑古过头”之讥。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也许对于沉疴太重的中国传统史学，不下此烈药不足以使其猛醒。也许正是借助于这场有点儿不分青红皂白的扫荡，后来的学者才有足够的空间对古史作比较从容、比较客观的剖析，真正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