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7日）是CP·斯诺的“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指科学和人文）著名讲演50周年。

    斯诺是物理学家；但他也写小说，既写通俗的侦探故事，也写教授的学院生活。白天他和科学家一起工作，晚上则和作家聊天喝咖啡。久而久之，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他白天的同事和晚上的朋友似乎没有交集，没有共同语言，尽管两者的家庭出身、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很相近。特别令斯诺不平的是，他那些文学界朋友，用到“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个词时，仅是指他们自己，就连皇家学会会长、用实验证明了原子核存在的大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出生于新西兰但被英国人当作英国人）都算不上。

    不过，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的分野，和我们通常理解的有点不同。他不是指文科生嘴甜手笨，工科生外拙内实；或受过科学训练的开发“瘦肉精”，受过文学训练的炮制假新闻。他的区别是非常英国式的，他举的例子是科学家不像文学家指责的那样盲目乐观（意为太浅薄），科学家仍然认为个人命运是带有悲剧性的，在探索的道路上他们只能孤独行走，科学家的乐观其实只是一种为人类共同福祉而奋斗的信念；而文学家也不像科学家藐视的那样沉溺于个人情绪、缺乏社会责任感，那只是一时的流派。

    本人对两种文化人的地位之争不感兴趣，也不觉得斯诺的区分可以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但我很同意斯诺对科学的强调：科学是一种独特文化，与人文知识相比，科学离传统文化比较远，科学是必须特意学习的，不像很多人文知识可以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获得。

    前一阵教育部就教改方案征求意见，中学的文理分科引起很大争论。某报刊登一位教授的意见：中学文理分科不可轻易废除，“我本人从事过近30年的编辑和学术研究工作，别人的情况我不了解，至少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告诉我，我这一辈子所使用的理工知识，绝对不会超过小学水平。”斯诺要是听到，大概会很吃惊：难道现在中学也有两种文化了？

    斯诺作两种文化的讲演，目的之一，是认为能对公共事务发言的知识分子角色不该让人文学者独占了，科学家也应插插嘴。难道我们的教授，竟认为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仅仅是为了“工作”或更专门的“学术研究工作”？就算学生将来不做知识分子，仅是当个好公民，关心国家大事，他也需要相当的科学知识。单是新闻里，每天就有多少需要中学数学才能真正理解的统计数字？——比如笔者上次谈到的平均工资和贫困线（见4月23日“自由谈”）。

    斯诺的谠言之后，五十年来，教育要成为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间的桥梁，已是知识界国际共识。比如，近年哈佛探索大学课程改革，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就说：讲不出5部莎士比亚剧本是羞耻，不知道基因和染色体的区别却无所谓，这种教育不是成功的教育。哈佛在考虑大学里的文理结合；难道我们还要坚持中学里的文理分科？

                                                                   （作者为旅美学者）

（《南方周末》2009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