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三个王朝。夏王朝的建立被看作是华夏民族告别史前孩提时代的成丁礼，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这一民族的久远记忆，却因时光的流逝而变得黯淡模糊，人们甚至怀疑这一段辉煌是否曾经有过，夏王朝与夏文化成为国人心中一个拂不去的梦。

20世纪初叶，甲骨文的发现与释读，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这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先生本人即颇为乐观地推论到：“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

丰富的文献典籍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开展最初的田野工作的问路石。

中国学者独立进行的最早的田野考古活动，是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其契机是循着文献记载寻找夏王朝的遗迹。由中国政府出资和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是始于1928年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其目的是循着文献记载与甲骨文确认商王朝的遗迹。

安阳殷墟的发掘，确认这里是商王朝的晚期都城遗址，从而在考古学上确立了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这就给探索中国早期文明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时间和文化特征上的基点。殷墟发掘的主持人、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即指出：“殷商以前仰韶以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等于欧洲青铜文化的早中二期，即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这个文化埋藏在什么地方，固然尚待考古学家的发现；但对于它的存在，我们根据我们考虑各方面事实的结果，却可以抱十分的信心。”这一预言在20年后果真应验了。

以商王朝都城殷墟为基点，循着由已知推未知的思路，考古学家又继续探索商王朝前期乃至夏王朝的遗迹。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郑州发现了早于殷墟文化又与其一脉相承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即二里冈文化。面积巨大的夯土城垣及青铜重器等重要遗存的出土，表明这是一处大型都邑，应属于商代前期的商王朝都城。至此，考古学上的商文化被上推至二里冈期。受到这一发现与研究进展的鼓舞，中国学者又制订了一项矢志追求的重要学术目标，即结合古代文献，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