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早期文明探索中聚落研究方法的提倡

  在拙作《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中，笔者提出“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1-52页）。现拟从社会考古学研究的角度，再论这一命题。

关于国家与文明形成的考古学探索，属于社会考古学的范畴。而社会考古学的最重要的支柱则是聚落形态研究。在人类农耕聚落形态演进的过程中，从均质的村落一种形态孕育出城市和村落二元结构，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

世界各区域早期文明史研究表明，从农业文化中诞生的第一批城市，无一例外都是权力中心，或可称为都邑。中国的情形更是如此，“政治性城市”是贯穿整个古代史的主流城市形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早期城市（都邑）就是人口相对集中、居民成份复杂的国家权力中心。它是早期国家的最具代表性的物化形式。

辨识、论证城市（都邑）这种高级聚落形态的出现，又需要对其中诸多与社会复杂化相关的考古学现象（包括遗迹如大型建筑城壕类工程、大型墓葬墓地、各类手工业作坊，遗物如各类以稀缺资源为原料制成的礼仪用品和奢侈品，以及遗物上的文字刻符纹样母题）等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究。所有这些考古学现象构成城市（都邑）的内涵。通过对它们的辩证分析，可以讨论城市（都邑）这种特殊聚落形态的存否，而以城市（都邑）的出现为契入点，才可能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总体的把握，探讨国家与文明形成的实态。

在聚落形态研究中，分区域分时段地廓清一组一组聚落群的内涵与相互关系，区分其中的中心聚落、次级聚落、一般聚落，乃至大邑、族邑、属邑等，进而究明其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轨迹，当然十分繁难，但这是探索国家形成和文明化进程所必须做的工作，舍此别无它途。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城市（都邑）是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就不仅是对逻辑概念的强调，而是针对跨区域跨时段地罗列“文明要素”的文明观的省思，以及在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以个案为基础的聚落形态探索方法的提倡。

（在“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009年4月24日，

河北易县清西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