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发展问题，学界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其中涉及到如何看待学科发展史，如何看待目前学科所处的时代或阶段，如何看待学科发展的趋势与走向，等等。而这些认识，又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工作理念、思路与方法，不可谓不重要。

关于学科是否处于转型期，是其中的一个焦点。目前，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重心是否正“由原来的建构文化谱系、描述文化过程为主的文化史研究，向人、社会、资源和环境及其相互关系为主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方向转移”，处于“一个历史发展的转型期”（栾丰实），这是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的思考。另一方面，“此前阶段，若干权威大家设计好方法，由整个学科共同使用的情况，恐怕再也不会出现了。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赵辉）这是对研究主体，即研究者群体状况的认识。对这样的分析，我个人是持赞同态度的。按学界同仁的话来说，中国考古学正步入“后大家时代”，必须准备迎接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断奶期”。

在这样一个学术权威缺失、充满活力的变革时代，学界需要充分的讨论和思想的碰撞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从而推进学科的发展。而这个讨论和思想碰撞的窗口，就应该是刊物。

在学科转型的过程中，学术刊物应该起到导向和引领的作用。除了具有示范意义的田野考古报告简报的选用外，不能再回避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了，不能再回避争鸣和讨论了，说得严重一点，不能再回避应有的学术责任了。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学科分支的不断细化，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有“碎片化”的倾向，从考古刊物看，我们的学科也不例外。对具体遗存、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当然不能偏废。但不应因追求四平八稳，怕讨论、怕争议、怕学术批评而仅有实证考据类研究的内容。刊物如果不站在时代的前列，就要被时代抛弃。早年的《东南文化》等刊物和近年《南方文物》所做的尝试和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的上半叶，曾经有很好的学术批评的氛围。在经历了50年代至70年代种种社会思潮之后，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学术批评超出了学术的范畴，仍然有“大批判”式的火药味，整个学界做不到心平气和地探讨学术问题，往往“将正常的学术批评上升到私人恩怨”。二是“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只有好听的而没有真正的学术批评。大家都是“好好先生”，一团和气，这应当就是孔子斥为“德之贼”的“乡愿”之风，对善与不善者都不做明确的表态。“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不少书评，给人的印象就好像书商卖书的宣传广告一样”（孙华）。

鉴于此，我们呼唤刊物上健康的学术讨论与学术批评，这是学术之需，时代之需，是推进学科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期刊建设与考古学的发展暨纪念《考古》创刊500期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009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