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起源问题的几点思考

对与城市起源相关的诸概念的理解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学界向来有不同的看法。在此，我们也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期有裨于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化。

聚落·城·城市

聚落（settlement）具有“村落”和“人们聚居之处”两种含义。在对城市起源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一般取其第二种含义，表示人类居住方式的一个大的范畴。聚落，又包含有城市和村落两种大的居住形态。其中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入文明时代）而产生的一种区别于乡村的高级聚落形态。

    城，则是人们在聚落上构筑的防御性设施及拥有这种设施的聚落。这种防御性设施一般为垣墙，但也包含其它构筑物如壕沟、栅栏等以及利用自然之险形成的防御系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防御性聚落的主流是环壕聚落，壕沟内外侧往往发现有堆垒而成的土垄，这种环壕聚落是后来围有城垣及壕的城的直接前身[1]。可以认为环壕聚落也是城的一种类型，一种较为原始的形态。如果说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它的出现首先是原始人类同自然斗争的结果和农业产生后人类群团间掠夺战争的产物。它是伴随着农业和定居生活的出现而初现于世的，它的诞生与文明、国家的出现无涉。从理论上讲，城作为带有防御性设施的聚落，其上限应与定居性聚落的出现相一致，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西亚约旦境内的耶利哥遗址发现的公元前8000年前的石城址及望楼，属前陶新石器时代，即是最著名的例子[2]。

    在现代汉语中，“城”又常常用来借指城市，从语源上即可显见中国古代城市与防御设施（城垣）的密切联系。但应指出的是，在中国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有防御设施（城垣）；同样，也并非所有的拥有防御设施的聚落（城）都是城市。因此，这一含义的“城”不宜用于对城市起源问题的讨论中，在这个意义上，“城”与“城市”是应当作严格的区别的。

    鉴此，考古发现的城址，就含有城市遗址和非城市遗址（如军事城堡、设防村落等）两种。而城市遗址，也分为拥有防御设施者（城）和无防御设施者两种。判断城市与否的决定性标志是其内涵而非外在形式，中国早期城市的特质在于其都具有作为政治中心的“都邑”的内在属性。早期的城垣尚不具有多少权力（神权或王权）的象征意义，大多是出于守卫上的需要而构筑的防御性设施，而它的有无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态、战争的规模与性质乃至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因此之故，在中国历史上，城址林立的时代一般也是群雄竞起、战乱频仍的时代，如龙山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但即使在这两个时代也还都见有未筑城垣的城市遗址。而大凡存在有国势较强的广域王权国家或帝国、社会相对稳定的时代，设防都城的比例也相对减少，如夏商西周三代和秦汉时代。可知防御设施的有无，与聚落的性质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

拘泥于“城市”一词的字面含义，使学界对城市概念的界定一直颇多歧义。依我们的理解，城市不是城与市的简单组合，在春秋以前的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城市是一种以政治军事职能为主的、作为邦国权力中心的聚落形态。中国的初期城市既可以无城，也不必一定有市，直到秦汉乃至更后的中国古代城市，都首先是作为政治中心存在的。这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一个显著特色。过分强调城市的商贸职能，是不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城市从其肇始期开始就已存在由于产业分工而导致的非农业生产活动，大规模商业活动及正规商市的存在与否并不是城市产生的必要条件。而将初期城市置于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古代社会这一大的历史舞台中去考察，是我们应持的态度。

    对城市概念的界定，学术界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适宜所有城市尤其是能够包容进初期城市的定义就更难确定。总体上看，城市是相对于乡村而存在的，与原始村落相比，中国早期城市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作为邦国的权力中心而出现，具有一定地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职能；王者作为权力的象征产生于其中，在考古学上表现为大型夯土建筑工程遗迹（包括宫庙基址、祭坛等礼仪性建筑和城垣、壕）的存在。

    2.因社会阶层分化和产业分工而具有居民构成复杂化的特征，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展开使城市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非自给自足的社会；政治性城市的特点和商业贸易欠发达，又使城市作为权力中心而派生出的经济中心的职能，主要地表现为社会物质财富的聚敛中心和消费中心。

    3.人口相对集中，但处于城乡分化不甚鲜明的初始阶段的城市，其人口的密集程度不构成判别城市与否的绝对指标。

文明、国家、城市的相互关系

    “文明”一词，是英语civilization的译语。而该英文词汇的语源，则是拉丁语civilisatio，意为“城市化”。civilisatio与civitas（城邦、国家）一样，又都是由拉丁语civis（市民）派生出来的。因此，文明（civilization）的原意就与城市和国家有关，三者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可以认为，文明、国家和城市这三个在含义上有密切关联的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历史现象所作的解释。即，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是阶层分化、国家产生之后的人类文化的存在方式。而国家，是文明时代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存在有强制性的统治与管理机构（权力中心）的社会。城市，则是文明时代特有的、与国家相应的高级聚落形态，是国家的物化形式。

因此，文明社会的出现，尽管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但却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社会进化的政治色彩。而文明的这一特质，又决定了初期城市的浓厚的政治色彩。统观新旧大陆几个原生文明中城市的起源，初期城市往往表现为权力（王权或神权）中心所在，以至于有的学者在对全球历史上的城市作类型划分时，就将最初形态的城市概括为“王权城市”[3]。从对中国古代城市起源的考察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例如，龙山文化的城邑就是在大规模的社会改组与重建中诞生的、具有权力中心性质的高级聚落形态，是聚落内外不平等化（从集团分化与阶层分化到城乡分化）的产物，已属于初期城市的范畴。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不是文明现象在整个社会的普及，而是承载着国家的崭新的聚落形态——城市的出现。鉴此，可以认为在距今5000年前后，我国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地区的某些先进部族已率先跨入文明社会。

有一种意见认为古埃及文明、玛雅文明等是“无城市的文明”，问题的焦点在于这些文明的所在地之没有城垣和聚落形态上的分散性。关于这两点我们在前面均已论及。城垣的有无和人口的集中与否，都不是判定城市存否的决定性标志。这种决定性的标志，只能是某一（些）聚落是否具有作为初期邦国权力中心的性质及迥异于原始村落的复杂的内涵。以“城市化”为精髓的文明社会却没有城市，作为崭新的社会组织的国家建立于农耕村落之上，这种结论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已有的考古成果表明，至少在经历了“城市革命”的原生文明，及同样以谷物农耕与定居生活为基础的次生文明中，是不存在所谓的“无城市的文明”的，而前文明社会（原始社会）中也是无城市可言的。

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原生的城市文明都植根于以谷物农耕为基础的定居聚落之中，而从以根茎类的栽培与采集、渔猎、游牧为生的人类社会中，是无法产生出独立的文明的。这些人类群团的一部分在其后渐次步入文明阶段，出现了国家，都是城市文明社会的文明因素传播、影响的结果。这些本无谷物农耕和定居生活传统的人类群团，在接受文明影响的过程中存在着被动性和片面性，无法也没有必要充分吸收和消化文明因素。在这类次生文明中，包括城市在内的诸文明因素不完备，存在所谓“无城市的文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城市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位置

    目前，学术界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把城市与金属器、文字、礼仪性建筑等相提并论，作为探索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几个主要线索。我们认为，这些要素并不是属于同一层次的或者说并不是等重的概念。城市以外的其它几项都是具象的、可视的存在，是较为单纯的遗迹遗物或痕迹；而判定初期城市之存否，却必须经比较分析，究其内涵，才能得出答案来。因为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综合体，一种较高级的聚落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国家、文明等一样，均属抽象化的概念；但与二者相比，它又具有具象性的特点，因为它的面貌可以通过具体的考古学现象表现出来。因此在我们通过具体考古学现象来探索国家、文明起源时，它就必然地成为我们达到这一目的的中介和桥梁。即文明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组织是国家，而与国家相应的、作为国家的物化形式的聚落形态则是城市。鉴此，似乎可以认为，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的标志。而金属器、文字、礼仪性建筑等具体的现象，都应是作为论证城市产生的考古学依据，它们总体构成城市的内涵。由对具象的考古学材料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论证当时的聚落形态是否已属城市的范畴，从对城市的确认进而推导出国家的产生和文明时代的到来。从这一点上看，柴尔德以“城市革命”[4]来界定文明的出现，实在是极有见地的。

文明诸要素的出现时间各不相同，或可上溯至文明时代之前的原始时代，或至较晚阶段才迟迟现世，有些要素则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而文明诸要素的堆砌也不等于文明社会的形成。对于这些问题学界已多有论述。“文明要素，可以先后出现在各个地区的不同的文化中，但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产生却必须是诸文明要素出现在一个文化里。更具体点说，就是诸文明要素出现在一个地点一个遗址里面，这是最清楚不过的文明社会的产生”[5]。而这个集中了文明诸要素的、文明社会得以从中产生的遗址，就是城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城市的出现与国家和文明社会的出现是同步的。只有初期城市作为唯一能够盛载国家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的高级聚落形态，才以其自身的出现昭示着文明时代的来临。鉴于城市的这种与国家和文明的极强的对应性，对早期城市的探索就成为文明起源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