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可由考古学层位关系得到旁证。从采样所在的大剖面上看，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层（第4层）还叠压着3个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灰坑（图一0）。遗憾的是报告中除出土于两个灰坑的几片陶器残片的线图外，未给出任何文字介绍和图版，从器物特征上看，陶片的时代有早有晚，偏晚的属二里头文化晚期。因此，晚于3个灰坑的该层至多是二里头文化时期偏晚阶段的遗存。另外，如前所述，遗址中心区距其仅10余米之遥，探方中普遍存在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地层（第4层），大量叠压属遗址第三期甚至第四期（分别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及更晚阶段[1]）的灰坑等遗迹（144～148页附表）；“遗址文化分期表”更明确地将第4层归入遗址第四期（18页）。如前所述，整个遗址的发掘统一了地层，大剖面上的二里头时期层与遗址中心区探方内的同时期文化层应属于一层，如是，则大剖面上二里头时期层的时代只能限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甚至更晚阶段这一狭小的时间范围内。

同时，由于前述文化遗存“打破”而非“叠压”状况的普遍性，对生土的打破也使得最早的文化遗存与毗邻的下部生土之间往往有相当的时间距离，目前的生土层面并不一定就是原始的地面，因而它与其上的文化遗存也并非全是前后相继的层累关系。如在二里头遗址所进行的环境信息考察中，被推定为属河南龙山文化末期的样品，是“因所采集样品的地层位置紧连着叠压其上的二里头一期地层的下部，推测其绝对年代约4000±200Abp”[2]，恐怕就是很危险的。作者应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因而特于文中加以说明，指出“本层年代是根据地层关系推测的，所以其所代表的环境信息仅供参考”，不失为一种审慎的态度。皂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下压生土（深褐红色顶层埋藏土）的年代，也应当如此看待。

值得注意的是，某一文化层的形成与因扰动而成为该地层的组成部分的地质堆积（土）的形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的契机是当时人类的活动（扰动后者，混进遗物），而后者系自然沉积而成，二者的形成时间有早晚之别。皂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地层叠压在深褐红色顶层埋藏土之上，只能说明后者的时代不晚于二里头文化时期；被前者打破和扰动而成为二里头文化层的组成部分的深褐红色顶层埋藏土（报告称为这种土的上层），其本身作为地质沉积的形成时间一定是早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有报导说，这种作为地质地层分布广泛的深褐红色顶层埋藏土，在陕西渭南北刘遗址“上覆庙底沟文化层”[3]，我们近年在二里头遗址东部边缘地带的发掘中，也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灰坑打破该地质地层的层位关系。在皂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人们扰动了该地层的上部，从而形成了二里头文化层。

由是我们很容易理解，在这样的地层中采取的土样所包含的信息，其所代表的时代就绝非单纯的人类扰动时期即文化层形成的年代，它往往也包含着早于它的文化层以及其中作为地质沉积的“土”形成时期的环境信息。已有学者认识到，在环境信息和人地关系研究中，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文化层的芜杂性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由于古遗址中的沉积物和各类文化遗存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其中的一些环境信息不能真实地反映自然环境变化的事实，在进行分析时要加以区别”[4]。孢子花粉的鉴定和分析在其中最具典型性。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遗存的堆积，通常是在晚期破坏早期遗存堆积的基础上，而后建成新的居住址或形成生活垃圾，所以一层层的含着花粉孢子的早期堆积，乃至生土的堆积，就被带进晚期的层位中来”，加之孢粉的漂移性等因素，“因此，任何一古代文化层位中取出的花粉孢子，都不能认为肯定就是其时，尤其是其地的花粉孢子”[5]。在文化遗存中采样进行诸如磁化率测定、土壤化学分析、硅酸体分析等各类环境信息的研究时，都应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