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类似的表述习见于学者的著述中。“根据周代文献和铜鼎题铭，商代以前肯定有夏代存在，殷代祀商先王或自上甲，或自大乙，也暗示着大乙（汤）代夏之事”[1]。“据古代传说，商代以前有一个夏代。近十年来虽说一部分的疑古派学者对于夏禹个人的人格问题发出若干疑问，可是对于夏代的存在问题并没有人怀疑过”[2]。“商代的世系已被安阳出土的甲骨文所证实，商代的历史被确认为信史，那么，有理由认为《史记·夏本纪》所记的夏代世系也非虚指了。因此，夏代的存在为人们所公认，并且都希望用考古手段去证实和补充夏代的历史”[3]。“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是夏朝，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名著《史记》中已有明确而详细的记载。夏朝是客观存在的，任何怀疑乃至否定都是没有根据的。以往学术界曾经有人怀疑商朝的史实，但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和大批甲骨文、金文的证实，所有这些疑问都烟消云散了”[4]。

对解决分界问题的自信态度

从成书于1961年的综述性著作《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中，可以了解到1950年代考古学界对夏商分界探索的乐观态度：

“自从安阳殷墟发掘以来，商殷的历史不但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而且得到了很大的丰富，从而使人们相信夏代的历史也完全有可能通过考古工作取得同样的成果。解放以后，河南郑州等地商殷早期文化的发现，更加坚定了考古工作者对于探求夏文化和追溯商文化起源的信心”。“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得出科学的结论”[5]。

1970年代末至8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正在经历自己的黄金时代”[6]。进入这一阶段，整个学科对解决仅凭文献史学不能确证的夏文化及夏商分界问题更是充满自信，这也反映在当时的论述中：

“目前在考古学上还不能确切判定哪些是夏代的遗迹和遗物，这个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问题，随着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总是可以解决的”[7]。“一九八三年新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肯定其为汤都西亳似无可疑。早商都城遗址的确定，必将极大地促进夏文化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取得大家公认的正确结论”[8]。“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还在进行之中。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出现和讨论的进一步深入，相信这个课题必将获得圆满的答案”[9]。(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