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中，公布了对二里头遗址新的碳素标本的测定结果。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拟合后的日历年代在公元前1880～前1521年之间[1]。考虑到上述数值仅是可能的年代数据的两极值，则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存在时间应不超过300年或可说仅有200余年[2]。如这一测年结论确切，则对二里头文化以陶器为主的遗物递嬗频率与时间跨度，就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三）关于人地关系的研究──以气候、环境分析为例

最近有若干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考古报告、环境信息报告和研究论著问世，提供了一批关于当时人地关系的宝贵材料和研究成果。其中《洛阳皂角树》[3]是又一部尝试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考古报告。报告综合了磁化率测定、化学分析、孢子花粉及硅酸体等各项分析，推定“二里头时期的人们是生活在较暖湿的亚热带北缘自然环境下，恰值前期（夏初）降温至后期（商）升温的环境改善阶段中”（第140页），“年均气温16℃左右和年降水约1000毫米，夏季较今长的湿润的自然环境中”（第137页）。这与近年二里头遗址孢粉分析的结果[4]有不小的差异。该研究报告称，“河南龙山文化末期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高峰期过后，气候逐步由温暖湿润型朝着干冷型变化，夏代前期的自然气候条件好于后期”。具体说来，约在二里头文化一期时，“为温凉湿润气候”，后期“气候温凉较干”。“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到二里头文化三期，气候干旱程度不断加深并形成稀树草原植被。二里头文化四期干旱程度有所减缓，……气候温凉较湿”[5]。

我们可以用考古发掘结果来旁证上述环境信息研究的结论。

在二里头遗址2001～2002年宫殿区的发掘中，属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的多眼水井及井状遗迹的深度均在距地表9～10米以下，大多因在现地下水位以下而难以清理到底。同时，我们对1号宫殿基址西庑外早年发掘的2眼水井进行了补充清理，结果证明两眼水井的建造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二者的深度仅有7米多[6]。二、三期与四期间多达2米以上的水位落差，是此期从气候干旱到温凉较湿的环境变化的一个极好的例证。

那么，这种结论上的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注意到，皂角树遗址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标本等距采取自同一个地层（整个遗址文化层统一编号的第④层，深褐红色顶层埋藏土上层）（第14～15页，图一0），这一地层出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物；该层又下压属于遗址第三、四期（分别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及更晚阶段[7]）的灰坑等遗迹（第144～148页）；“遗址文化分期表”更明确地将第④层归入遗址第四期（第18页）。因此，取样所在的第④层的时代只能限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甚至更晚阶段这一狭小的时间范围内。依考古地层学原理，（不含小层、亚层的）文化层是考古遗存的基本单位，具有不可再分（不超出考古学上一个期段的幅度）的性质。因而，在同一文化层内按不同深度等距采样，也就不具有时间划分的意义，更无法获取整个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环境信息。就气候湿润程度而言，由皂角树遗址采样所得二里头文化时期总体上暖湿的结论，倒基本上与二里头遗址第四期孢粉分析的结果大体相符。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上述对皂角树遗址取样所在地层单位的年代跨度和其所处二里头文化具体时段的推论。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参与合作研究的各学科的学者间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解释尚存在一定的差异，关于人类活动时期古环境信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作为华夏文明探源研究中的一个已知点，二里头遗址其实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谜本身又是解开华夏文明形成之谜的钥匙。关于遗址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尚有许多课题需要通过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及多学科合作来完成，任重而道远。我们相信，随着以聚落形态研究为中心的田野考古工作及包括自然科学手段在内的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二里头遗址在探索华夏文化的源流、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将进一步彰显，展现出新的辉煌。

                                               （《考古》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