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在发现之初、试掘之前，即因面积广大而被推定为“一大都会”，很可能是“商汤都城”[1]。但可以说直到面积达数千至1万平方米的1号、2号大型建筑基址被全面揭露，才从考古学上初步把握了它与都邑相称的遗存性质。

　　（三）1980年至1997年

　发掘铸铜作坊遗址、中小型房址、与祭祀、制骨、制陶有关的遗存和墓葬等。1980～1984年，主要发掘宫殿区以南的铸铜作坊遗址。1985年后，以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为主。在此期间又发现多处二里头文化二期夯土遗存；在宫殿区以北发现与祭祀有关的建筑遗存和墓葬；发掘范围扩展至遗址西部和北部，新划定了3个工作区[2]；积累了丰富的以陶器为主的遗物资料。

夯土基址、铸铜作坊、与祭祀相关的建筑、各类墓葬的钻探和发掘，以及青铜礼器、玉器、漆器、白陶器、绿松石器、海贝等奢侈品或远程输入品的出土，都进一步显现了二里头遗址不同于一般聚落的都邑文化的重要内涵。

　　（四）1999年秋至今

　为解决遗址的结构、布局问题，展开全面的钻探与发掘。1999年秋，对遗址外围进行全面钻探，搞清了遗址的现存范围。次年，经钻探发掘，发现了作为遗址东界的沟状堆积。2001年开始，以寻找遗址中心区的道路网络为切入点，在已知宫殿区及其外围的IV、V、VI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初步查明了宫殿区周围的道路分布状况。同时，对宫殿区东部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揭露出大型夯土基址群，基本上搞清了这一区域宫室建筑的布局及其演变过程。2003年春季，从作为城市“骨架”的道路网络系统入手，在夯土基址群的外围发现了宫城城垣，经钻探发掘，搞清了宫城城垣的建筑结构与时代及宫城的范围。数年的发掘面积逾5000平方米。

　　综上可知，前三个阶段对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的重点集中于如下两个大的方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一，长时间、大面积的发掘积累了丰富的遗物资料，以陶器研究为中心建立起了可靠的文化分期框架，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序列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这是都城遗址研究的重要基础。其二，1号、2号宫殿基址、铸铜作坊遗址、中型墓葬等重要遗存的发掘，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迄今可确认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都城遗存的重要学术地位。

发掘者在第一阶段即对遗址进行总体分区，并抓住了大型宫殿基址这一都城发掘的重点，做好了大面积钻探发掘的准备，是颇为难能可贵的。由于后来工作重点集中于前述两个方面，作为都城的遗址的总体结构和布局，一直有待于进一步廓清。第四阶段的工作则使我们对作为都城的二里头遗址的总体面貌以及中心区结构、布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二、遗址研究的若干问题

自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数代学人孜孜以求、艰辛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与遗址相关的综合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面展开。经初步梳理，可将已有的研究成果粗略地分为以下几大类（时间以发表时间计）。

1．考古学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2．年代学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

3．都邑建筑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

4．墓葬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5．遗物、纹饰与刻符文字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

6．宏观态势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文明演化进程、国家形成等为主要议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渐盛，开始关注文化互动、中心与边缘间的关系、地域间交流、资源获取等。

7．地理环境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

8．聚落形态研究，始于最近几年。

9．文献与考古材料整合基础上的历史复原研究，即夏文化探索和夏商王朝分界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渐盛。

概而言之，四十余年来以田野工作为先导的上述研究，明确了二里头遗址及由其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在两大方面的重要学术意义。

其一，在文明与国家形成史上的意义。二里头遗址拥有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宫室建筑群和宫城遗存、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最早的青铜冶铸作坊。它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也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高度发达的文化内涵和大范围、跨地域的文化吸收与辐射，形成辐辏之势，使以其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近年兴起的一系列相关研究，又使我们对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的产生背景、形成过程及动因等有了初步的了解，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的探索，将会极大地推进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其二，在夏文化与夏商王朝分界探索上的意义。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结合古代文献，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是数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界矢志追求的一项重要学术目标。学者们在夏文化的探索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瞩目[3]。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它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4]，当然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据初步统计，上述九大类中前八类研究成果的总和，尚不到有关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主要涉及二里头类型）研究论著总数的一半，而最后一类则占了另一大半，约有400余篇。在不足半数的前八类研究课题中，又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为了论证第九类即夏文化与夏商分界问题而展开的[5]。殷玮璋先生在回顾40年间夏文化探索工作时，有这样一段表述：“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系统资料尚未发表的情况下能写出这么多文章，提出那么多观点，不能不说是个有趣的现象”[6]。相对于考古学层面的基础研究，运用有限的考古材料所进行的整合研究更受关注，这是一种时代现象，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学术界的总体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

回顾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探索历程，可以从中得到这样的启示：研究思路的拓宽与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加强，是深化研究的关键之所在；而考古资料的不充分，仍是妨碍研究工作展开的最大问题，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田野工作的突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