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有学者指出考古学存在着若干局限性，其中之一是，“考古学只能见到人们表现于物质的活动，和能揣测到物质遗存所能体现的人们的关系及其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1]。落实到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可以说考古学仅可提供某一人类共同体的社会发达程度是否接近或达到国家（王朝）水平的证据，可以探索文明的形成过程，却无法在没有直接文字材料的情况下证明狭义史学范畴的具体社会实体如夏、商王朝的存在。“夏文化、商文化同后来的宗周文化、秦文化、楚文化一样，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它们同以典型遗址或最初发现的遗址地名命名的诸史前文化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小屯文化的命名原则不同，属于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层面上提出的命名”[2]。如前文所述，前殷墟时代的遗存因尚未进入“历史时期”而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相关的整合性研究结论也就具有不可验证性，如“五帝文化”、“夏文化”、“先商文化”、“中商文化”等。就现有材料而言，我们还没有充足的证据将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二里冈文化等属于“原史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用上述整合层面上的概念加以命名。认为这些考古学文化可以用整合层面上的概念加以命名的研究取向，其前提是“周甚至周以后的文献”即间接文字材料“是形成关键论点的关键论据”，这正是张光直主张在商文明研究中应加以避免的[3]。

明确了商前期及更早阶段属于“原史时代”，有助于我们从方法论的角度把握相关问题研究的过去与未来。笔者在回顾夏文化探索历程时曾指出，“与夏王朝对应的考古学实体及作为夏王朝主体的族群，由于文献与考古材料的不足，加之我们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可以认为迄今所做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推论的性质。我们认为，在能够说明夏王朝史实的内证性材料（如当时的文字）发现之前，靠单纯的考古学研究是无法最终解明夏文化的问题的。其实，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研究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对文献所载夏商王朝更替和某一王朝都城具体地望的讨论，对某一考古学文化所属族别与朝代归属的论辩，至今久讼不决，莫衷一是，已很能说明问题。在对夏文化的探索上，我们只能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至最终解决相关问题，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4]。包括商文明前期在内的原史时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取向，仍是学界应当加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