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编年框架中，“中商一期（即二里冈文化白家庄期——引者注），文化中心在郑州一带”，“当时郑洛一带尤其是郑州地区，可能仍是商王朝的都邑所在”；“中商二期（即洹北花园庄早期——引者注）阶段，中心北移至豫北冀南一带”[1]。由是可知，“中商文化”的上、下限都被划定于商王朝在同一都邑及中心区持续发展的时期，而跨地区的远距离都邑迁徙、中心区的变化及随之而来的商文化人们共同体的人口大移动，则未被作为商代考古学大的阶段划分的依据。那么是否是这一阶段遗物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呢？从对以陶器为主的遗物的分析中，也难以得出郑州商城的二里冈上层一、二期遗存之间，以及殷墟遗址群的洹北花园庄期与原殷墟文化期遗存之间存在文化面貌上的突变的结论[2]，这一时期遗存的最大特征仍是同一文化共同体前后相继的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之间的过渡性。

从这一时期商文化向外扩展的态势上看，较大的变化也是发生于二里冈文化（以二里冈上层二期为尾末）和殷墟文化（以洹北花园庄期为初始）之间的。商前期商文化呈现出的向西、向南扩张的势头，一直延续至二里冈上层二期，即所谓的“中商一期”，如晋南地区的垣曲古城商城、夏县东下冯商城、黄陂盘龙城商城所见[3]；除向东方地区的推进始终保持着渐进的势头外，商后期商文化在西北、西、南、东南方向都大范围地收缩，退出山西、陕西、湖北、苏北等地，都是迁都至安阳之后、始于洹北花园庄期并一直持续至以洹南为中心的殷墟文化时期的事[4]。其伸缩态势均不以所谓的“中商文化”的始终为界限。因此，“中商文化”概念提倡者所引用的考古材料，并不支持其得出的阶段划分的观点。

鉴于此，从考古学的角度看，由以郑洛地区为中心的二里冈文化末期和以豫北冀南为中心的殷墟文化初期组合而成的“中商文化”，无法独立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发展阶段。它只是大体相当于文献所载“商王朝自中丁以来‘比九世乱’的特殊时期”[5]，只应是对王朝史的一个发展阶段的概括。

附记：

得识佟柱臣先生，是1983年的事。当时我在山东大学就读，因原籍东北，对家乡的考古比较感兴趣，颇想师从仰慕已久的佟柱臣教授学习东北考古。因此冒昧给先生写信，先生以知名教授之尊，亲笔给我这个正读本科的后生回信。后由于报考时外语语种的原因，最终未能遂愿。我一直以未能直接受业于先生而抱憾。因我的学士学位论文以东北考古为题，以后又斗胆写信向先生请教过，并在1984年春借去北京参观实习的机会，到考古所院内的平房拜见了先生，受益颇多。先生为人敦厚随和、治学扎实严谨，强调考古学是实证的学问，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后来研习考古学，一直关注着先生的研究进展，引为楷模。想到先生的学问，我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厚重”一词，一如他洋洋百万言的巨著——《中国新石器研究》。

对我个人为学风格的形成有深刻影响的，有多位恩师，佟柱臣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对刚刚步入考古学之门的年轻后生的奖掖和教诲，成了我立志献身考古事业和不断进取的动力。这是我终生都不能忘怀的。

谨以这篇小 文敬贺先生八十五寿辰。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