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大型绿松石器

发现3号墓的当晚，我们即开始布置对墓葬进行“一级守护”。当时我手下有3名年轻队友（我队的陈国梁和外队来协助工作的李志鹏、唐锦琼）以及4名技工，正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共9人来队实习，可谓兵强马壮。同学们听说要为了这一重要发现通宵值班，都非常兴奋，主动请战，连女生也不甘示弱，跃跃欲试。

我们安排“两班倒”，上半夜一拔，包括女生，下半夜则全为男性。我们又从邻近的圪垱头村借来一条大狼狗，把我们的“大屁股”北京吉普2020开去，车头对着黑魆魆的墓穴，隔一会儿用车灯扫一下。上半夜还比较“浪漫”，大家说说笑笑，数着星星，贪婪地嗅着晚春旷野上散发着麦香的空气。有男生还不时吼上一两句粗犷的民谣。下半夜则比较遭罪，四月中旬的夜晚，昼夜温差很大，在野地里要穿大衣。大家索性不睡，蜷曲在车里打牌，用一床大棉被合盖在几个人的腿上，被上放牌。大家戏称是为二里头贵族“守夜”。墓葬邻近圪垱头和四角楼村之间的土路。每有行人和车辆经过，大家都很警觉。

3号墓的清理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在墓主人的骨骼显露之前，已经有一些靠上的器物开始露头，其中就包括细小的绿松石片。我们对绿松石片的出土并不惊奇，如前所述，根据以往的经验，它应该是嵌绿松石牌饰的组件。但随着揭露面积的扩大，我们开始意识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现。

绿松石片从墓主人的肩部开始，直到胯部一带，断续分布，总长超过70厘米。要知道，迄今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及中原周边地区发掘出土或收集到的，以及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手中的镶嵌牌饰仅10余件，其绝大部分长度都在15厘米左右，最大的一件异形器的长度也只有20余厘米，而且其一般都有铜质背托。3号墓的绿松石片则分布面积大，且没有铜质背托。墓主人肩部一带的绿松石片位置较高，较为零星散乱，我们推测系棺木腐朽塌落时崩溅而致，因而对其保存状况并不抱十分乐观的态度。位于墓主人腰部附近，以及胯部一带的绿松石片则相对保存较好，有些还能看出由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拼合而成的图案。这颇令我们激动，以往在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中就曾有大量的绿松石片集中出土，这些绿松石片原来都应是粘嵌于木、皮革或织物等有机物上的，但出土时大多散乱而无法复原其全貌。散乱的原因除了棺木朽坏时为墓葬填土压塌外，也不排除清理者缺乏整器的概念或清理经验而导致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3号墓的这一发现弥足珍贵。但绿松石片极为细小，每片的大小仅有数毫米，厚度仅1毫米左右。清理起来极为困难，稍不留意，甚至用嘴吹去其上和周围的土屑都可能使绿松石片移位。而一旦有较大面积的移位，将使以后对原器的复原成为不可能。

我意识到这样不行，清理得越细越不利于今后的保护和复原。于是紧急向我所科技中心求援。我所科技中心对易损文物的清理复原保护工作在文物考古界素享盛誉。电话打给了科技中心文物修复保护组组长李存信技师，讲明情况后，李存信表示即便他们赶赴现场，因条件限制也很难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好地揭取出来，最好是先整体起取，运回室内，再按部就班地清理。

那就这么办！夜以继日地看守和清理，已使大家人困马乏。文物在田野中多放一天就意味着多冒一天的风险。何况，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这件珍贵文物妥善地保存下来。于是，我们改变战略，停止对大型绿松石器的细部清理。同时抓紧时间清理其他遗迹遗物，照相、摄像、记录、绘图。对于绿松石器，仅在平面图上标示出已知的大致轮廓。另一拔人则准备木板、绳子、钢丝、石膏等备品，准备整体起取绿松石器。

在按照田野操作规程获取了墓葬的基本数据材料后，我们开始整体起取大型绿松石器。当然，最为理想的是将整座墓全部起取，但依当时发掘现场的条件是不可能的。起取体积越大，其松动的可能性就越大，何况偌大体积的土的重量也是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我们把墓主人颈部的海贝串饰也纳入了整体起取的范围，即从墓主人的下颌部（头骨在发掘前已被压塌）取至骨盆部。好在墓以下即为生土（未经人类活动扰动过的土），将下部和周围掏空，塞以木板，周围套上已钉好的木框，再在木框与土之间填以石膏浆，上部精心加膜封盖。然后用钢丝捆好木箱。这一长1米余、宽近1米的大箱，由6个小伙子抬都十分吃力。它被抬上了吉普车，送回位于二里头村内的我们考古队的住地。忙活完之后，已是发现铜铃的第四天晚上九点半了。

到了住地，放在哪儿又成了问题。因为木箱内还有铜铃，恐怕会成为窃贼的目标。抬到二楼太困难，而一楼除了我的卧室兼办公室和值班室外都无人住。于是有技工建议道：“队长，还是先放到你屋里吧！”也只好这样了。20余年的考古生涯，我已不介意与我们的研究对象——数千年前的死者“亲密接触”。就这样，这个二里头贵族与盖在他身上的那条绿松石龙与我“同居”了一个多月，直到它被运到北京。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