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管理员高抬贵手，放过此文，莫再删了。是比较中性的分析，多谢！）

杨佳杀死了六个警察。

他是否属于法律限定的必需承担刑责的正常人？如果是正常人，哪怕他偏执，爱激动，易受伤害，只考虑自己，真要实施杀人行动，尤其是杀代表国家暴力机器的警察，可是要经过一番激烈痛苦的思想斗争的，毕竟，无论是否得逞，对他的生命而言，都注定是一条不归路。更何况，杨佳杀警，并非一时之冲动，而是经过了长期的踩点策划，这更需要坚定的勇气。

既然法院已拒绝了对杨佳进行精神病鉴定的请求，就像当年拒绝对邱兴华进行鉴定的呼吁一样，那就说明，国家的法律已经有充分把握说明杨佳是完全正常的人。既然他是正常人，讨论他为什么要杀警察就是有意义的。

杨佳为什么要杀人？或者说，他为什么要无视别人的生命？审判没有公开，我们无法知道被杀的警察是不是真的无辜。但站在杀人者杨佳的立场，他眼中的男警察一定都是罪该万死的。他放过了警局里的女警察，说明内心在还是有自己关于谁该杀、谁不该杀的判断。

一审判决书确认的事实是，杨佳骑无牌照自行车而受到民警询问和盘查。之后，杨佳向公安机关投诉并提出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一万元等。因要求未被接受，最终行凶报复。法庭认定的这个事实表明，杨佳是个非常较真的人，对自己生命的尊严看得很重。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命而无视剥夺别人的生命，这似乎有点悖论。

在加缪的《局外人》中，平凡的小人物默尔索在海滩上，因为太阳暴晒，精神恍惚而杀死了一个同样“无辜”的阿拉伯人。有的评论者认为，《局外人》在描述当时还属于法国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时，作为人口大多数的被殖民者阿拉伯人的形象是苍白的，被视为完全的“他者”。所以，当法国人默尔索杀死那个阿拉伯人时，我们也不知道被杀者的思想、情感和生命的尊严。

把阳光照射下造成的“精神恍惚”作为杀人的辩护理由，是荒唐可笑的，法庭上没有人相信这一点，即使默尔索本人认为这就是他当时真实的动机，甚至是本能的驱使。我们因此还是要问一个同样的问题：默尔索为什么要杀人？

默尔索是这样一个人，他对生活不会过分热情，也不会过分冷漠。他不拒绝别人的要求，比如可以帮写情书，陪喝酒，作忠实的听众，这倒不是因为他无所事事，而是因为他觉得人生的事情没有重要与否的区别，生活就是一件件经历各种事情，只能以数量而非质量来衡量。正因如此，他对别人看重的人生大事，比如结婚和晋升，都觉得无所谓，无可无不可。

母亲去世了，默尔索的表现在别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他守在灵柩旁却不想看妈妈最后一眼；他不知道妈妈的岁数；他没哭过一次；守灵时抽烟睡觉，还喝了牛奶咖啡；下葬后立即就走，没有在坟前默哀；而且在奔丧完后的第二天，为解除劳累困乏，便去游泳、看滑稽影片、和情人做爱。

默尔索因为杀人而受审了。母亲去世后他的一系列表现就此成为他之所以杀人的根本理由。在法庭上，一切都按照程序，按照法官和律师们关心的问题进行。他们更关心默尔索的身份，以及他在母亲下葬时是否哭泣。当他的辩护律师问道：“说来说去，他被控埋了母亲还是被控杀了人？”时，检察官的回答斩钉截铁：“在这两件事之间有一种深刻的、感人的、本质的关系。……是的，我控告这个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

在法庭上的人们看来，默尔索一向品行不端，麻木不仁，没有丝毫的道德感。他首先上在道德上该死，所以在肉体上才应该被处死。而在整个审判的过程中，作为被告的默尔索觉得自己像在看一场官司，“仿佛我是个多余的人，是个擅自闯入的家伙”，一切都是在默尔索无法参与的情形下按部就班地进行，他就等待命运被决定就是了，不需要发表任何意见。法庭把默尔索作为了局外人，忽视默尔索的存在，就像默尔索先前忽视阿拉伯人的存在一样。这两者居然是同样的逻辑。

答案看来找到了，默尔索是因为“局外人”的身份而杀人的，杨佳也是。时代与制度在不断地制造着局外人，驱使他们成为“荒诞英雄”和“正义侠客”，然后让他们来颠覆这个时代与制度。

讲完《局外人》时已是晚上九点，和一群学生继续喝酒聊天到深夜。席间好几个学生都说自己挺像默尔索的，除了不会杀人。我告诉他们，不要忽视了小说中默尔索被处死之前拒绝忏悔的声音：“我和大家一样，绝对地和大家一样。”

“我和大家一样，绝对地和大家一样”——不知道即将被处决的杨佳会不会发出同样的声音。我们必须感受被杀的阿拉伯人和那些警察的不幸，他们曾经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的死亡都会给亲人带来无尽的伤痛……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不能忽视杨佳的声音。遗憾的是，秘密审判的法庭把杨佳完全当成了这场严肃游戏的局外人，更把希望得知真相的民众当成了局外人。我们无法得知杨佳的真实想法，我们由此也看不到任何“司法民主化”的迹象。

悲剧因此还会继续上演。默尔索、杨佳和我们一样，同样正常。正常的我们，有一天，会不会也去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