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以来的启蒙，不能简单化地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

启蒙有一个启谁的蒙的问题，这也是启蒙次序的问题。启蒙应该先启自己的蒙，再启别人的蒙。中国五四以降的“启蒙思想家”基本忽视了第一个方面。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努力，不思考，不提升，而是说他们的思考中存在盲点，他们对于欧陆启蒙时所彰扬的主体性和人性等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而对于启蒙的目标、武器也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他们从而没有来得及真正反思启蒙后的生活是不是可欲的、值得向往的生活。

因此，虽然他们都注意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导致社会的根本变革，虽然鲁迅等也提出了“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但他们最终还是没明白启蒙的内在理据何在。他们片面强调了启蒙的社会意义，而忽视了支撑社会意义的个体性问题。正因为“启自己的蒙”这一方面的阙如，所以鲁迅的《阿Q正传》就陷入了启蒙的困境：他将所体察到的国民个体的劣根性典型化和一般化为一种阿Q形象，却忽视了阿Q内在的个体化的生命意义所具有的生动性和差异性，所以阿Q只能是脸谱化的，对待阿Q也只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最终的结果是让启蒙者本人也陷入绝望。

启蒙的本质就是不要盲从外在权威，以树立新的独立的自我，但由于没有注意到这个方面，由于没有对自身精神层面的省思和对理性生活本身的关照，所以启蒙思想家当然也就无法找到阿Q这样的国民据以独立或拯救的方向。中国启蒙者的最大问题因而就是：在轰轰烈烈的时代变局面前，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那个本来是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