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难忘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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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70年代末,我投入了被人认为不起眼的幼儿文学创作,同时也开始阅读有关幼儿文学的理论文章。我从《儿童文学研究》等刊物中,读到了陈老在1962年写的《谈幼童文学必须繁荣发展起来》一文,其中写道:“儿童文学是文学部门中薄弱的一环!而幼童文学又是儿童文学中薄弱的一环!”一句话用了两个感叹号,足见陈老对幼儿文学的关切和重视。
我又读了他写的《幼儿文学漫谈》一文。陈老说:“幼儿文学作品虽是寥寥数十字、数百字,似乎可以挥笔一气呵成,实际上比三四千字的少年文学作品还难写。前者的构思工夫,它的艰巨性超越了后者,要求字字精当,篇幅不枝不蔓。……整篇情节的生动,兴趣的浓郁,知识性的深浓浅淡,配合得恰如其分,又需匠心独运。”陈老特别强调:“千万不能因为给小儿看的作品而等闲视之;相反的,要加倍重视,加倍提携,这是整个文学事业的基础与起点。”
这些话,坚定了我为幼儿写作的信心和决心。说实在,我那时虽然写了一些幼儿文学作品,但是对这个文学样式还只是一知半解,更没有想到它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以后才逐渐有了体会。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十多年间,我不断地学习和摸索,在全国以及海外儿童报刊发表了数百篇作品,有不少作品被选入各种选本,并获得多种奖项。我创作的幼儿童话《牛奶将军》荣幸地被评为“儿童文学园丁奖,上海1986年优秀作品”,即第六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颁奖会上,我紧紧握着陈老的双手,只是激动地说了一句:“谢谢陈老!”
1992年5月的一天,画家张中良应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之邀,主编一套大型幼儿故事系列丛书《小太阳》,想邀请陈老任该丛书的顾问。我和程逸汝作为编委成员,随同张中良和出版社责任编辑江帆一起到瑞金二路26号陈老家。我终于能坐在陈老一旁,倾听他对丛书编辑出版的想法和建议。为了不多打扰他老人家,我们只谈了半个多小时,中良带着照相机,我们就到院子里和陈老一起合影留念。陈老坐在椅子上,我们四人站在他身后,是请陈师母按的快门。我们还一一和陈老合影,陈老显得很高兴。
同年9月24日,天津《启蒙》杂志编辑缪启明同志来信,告诉我一个喜讯:我发表于《启蒙》的一篇科学童话《小鼹鼠挖地道》(1991年一月号)荣获了“第十一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缪启明又来电话,由她转寄我三百元奖金,要我写一张收条送到陈老家去。又说,您的作品是陈老亲自选中的,可能他把您当作天津的作者了。我想也是,陈老年岁那么高,接触的人又那么多,虽然几个月前我和张中良等去拜望过他,他不一定都记得住。两次获得陈老的奖,我心里确实很不平静。一个星期天上午,我打电话和陈老约好,去他家送奖金收条并领取获奖证书。就这样,我第二次跨进陈老家,并受到陈老和陈师母的热情接待。陈师母端来一杯凉茶,又捧来一盘切好的西瓜。陈老知道我是上海的作者,他笑了起来,风趣地说:“让你的奖金去天津兜了个圈子。”他拿了一本获奖证书,随即握着钢笔写下几行端正、清秀的字——野军创作的童话《小鼹鼠挖地道》获得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此证明。但在日期一行他填写的是“1993年6月1日”,显然是提前给我发奖了。可是,他手头没有“陈伯吹儿童文学评奖委员会”的章,就用他的名章盖上了。我把上次的获奖证书也带了,因为那本证书也没盖章,陈老也盖上了他的名章。我欣喜地想,这可是两本有着特殊意义的获奖证书啊!接着,陈老亲切地和我交谈起来,他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和创作情况,说:“你在工厂工作,从事儿童文学业余创作很不容易,给低幼儿童写作更难,要坚持下去。”
我向陈老介绍了上海的一些幼儿文学作者,他们和我一样来自学校和工厂,都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给低幼儿童写作,在幼儿文学这片园地默默地耕耘着。陈老说:“上海的幼儿文学作品在全国影响很大,是和你们的努力分不开的,可惜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关注。”
这天,陈老和我谈了近一个小时,我才告别。他还送我到门口。这次会见,使我对陈老有了更加亲切的感受,他那和蔼的面容和随和的谈话,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我深深地感到:陈老对我说的一席话,不仅仅是对我,而是对上海所有幼儿文学作者的勉励和期望。陈老不仅自己写了不少幼儿文学作品,还发表了大量有关幼儿文学的论述文章。他设立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每届都有幼儿文学作品入选,有多篇幼儿文学作品还获得了大奖。实现了他老人家对幼儿文学“加倍重视,加倍提携”心愿。
那年年底,我惊喜地收到了陈老寄来的新年贺卡,上面写着几行清秀的小字:“野军同志,新年快乐!陈伯吹1992.12.28
1997年11月6日,陈伯吹先生逝世了,可是他的精神永在。我总觉得仍然有一双大手在扶持着中国的儿童文学、尤其是幼儿文学。我又仿佛听见陈老的一声声“呼吁”:“儿童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步在于幼儿文学。”
我默默地说:“谢谢陈老!任凭风吹浪打,道路坎坷曲折,中国的幼儿文学一定会以更坚定的步伐,一步步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