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孔子仁学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性善论向内挖掘仁的根源，仁政学说向外推广仁的作用。

（一）性善论：向内挖掘仁的根源

第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性善论的论证

孟子用事例来论证人的性善：一个小孩子眼看要掉进井里，在旁的人总会拉他一把，这样做的动机，不是为了巴结孩子的父母，不是为了在乡邻赢得赞誉，也不是厌恶孩子的哭叫声，它只是出于人的本能的反应，源于人内在的“不忍人之心”。如果将此心扩展开来，则表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恭敬）、是非“四心”。四心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发端。“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仁义礼智既为人所固有，所以说人性是善的。

第二，“人皆可以为尧舜”——性善论的结论

正因为人就其本性而言是善的，所以从中得出的结论便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上》）。至于现实中人不能皆善乃至为恶，则是因为受环境影响而不能充分发挥其本性的缘故。

第三，“善浩然之气”——善性的修养

为了发展善性，必须善养“浩然之气”（《公孙丑上》）。“浩然之气”是一种以仁义为基本内核的“至大至刚”而“塞于天地之间”的崇高精神境界。人若具有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他就不会被外在的物欲和威胁所左右。在这里，孟子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以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浩然正气。这种“不淫”、“不移”、“不屈”以及“不愧”、“不怍”的人格精神，就是人最崇高的精神力量。

（二）“仁政”学说：向外推广仁的作用

第一，“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在孟子最为典型的表述，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社稷本是土地和粮食的象征，因土地和粮食乃立国之基础而引申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但国家政权说到底是由人来执掌的，作为上下尊卑的等级制社会的基本构成，民众与君主的关系就成为孟子民本思想考虑的首要的内容，即民贵君轻。孟子以民为本的思想，也利用了在他的时代尚有权威的天意来表达，但“天”的概念在这里只是一个空框子，天意实际上只是民意的表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万章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

第二，“制民之产”的民生思想

孟子仁政学说的基本主张是“制民之产”（《滕文公上》）：“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第三，“以德服人”的德治思想

孟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而王与霸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以德”和“以力”的不同。“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孙丑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

通过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学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得以向内外两端延伸，形成了内圣外王的理论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