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海域发生的强震及其所引发的海啸，因地震和海啸所导致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爆炸和核泄漏，其破坏的程度与威胁性让世界震惊。但更多让世人震惊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日本民众临“震”不惧、遇“核”不恐，表现出匪夷所思的生命隐忍和人性的淡定，丰富的自救经验和高效的抗灾能力。          

      历史将永远定格在那些让人敬畏与感动的场景与细节：重灾区避难所里抱着婴儿的妈妈面对采访一直微笑；为找寻学生失去生命的新婚高中女教师小野寺素子；为把中国研修生带到安全地点而被海啸淹没的佐藤充；出于使命而燃烧生命坚守福岛核电站的180名无名勇士。

      为什么在如此大灾面前日本国民临危不惧、淡定有序？诚如3月14日香港《东方日报》所盛赞的“反映的不仅仅是政府的管理水平、持之以恒的全民防地震教育及国民的抗震意识，恐怕更多的是公民教育的成功”。除此之外，著者以为它是日本学校一贯注重公民教育、生命教育、防灾教育和危机管理教育累积性指标的综合反映，折射出了日本国民素质教育的给力与到位。

       日本政府把培养高素质的国民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新旧日本《教育基本法》均开宗明义言明“期待培养出高素质国民”、“具备丰富的情操和良好的道德”、“必须培养人格完善的国民”、“以公共精神主动参与社会的构建”。为此，日本学校把教会学生做人和培养学生与他人共生的意识作为学校教育之本，以“培养作为公民的资质”为公民教育的总目标，培养学生作为高素质的公民所需的知识和基本素质。不可否认，大和民族特有的一种居安思危的“灾难意识”积淀下来的“羞耻”文化孕育出了一代代高素质的日本国民。也许是经历了无数次灾难的磨练，煅造出了日本人不怨天尤人、平静面对灾难的现实主义态度以及守秩序、重集体的民族品格。

      日本中小学将生命教育上升到精神层面，珍爱生命与不惧怕死亡成为了日本国民每个人自觉的行为和日常的意志。当一位年幼的小孩问其妈妈“人都没有了吗？”母亲坚定地回答“不会的，还会有新的人诞生呢”。身患癌症的日本明仁天皇提高嗓门发表讲话鼓励国民“不要放弃希望，要坚强地活下去”。 “我们不惧怕死亡，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一名福岛核电站留守死士如此回答记者。这一个个看似朴实的回答，无不都是对日本生命教育最好的诠释。

      日本防灾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循序渐进，寓教于乐，强调内容细化，凸显真实体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防灾避难教育体系。面对多灾多难的自然环境，日本人养成了几乎渗透到血液中的防灾意识，防灾避难教育是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程。正如旅华学者加藤嘉一在其博客中写到的那样：“我们从小学直到高中，每个学期都要参加各所学校和地区举办的防灾训练，经历了12年。假设地震发生，我们该怎么办，第一做什么，第二看哪里，第三怎么办。至少训练过30多次，不经思考也明白该怎么应付”。

       日本危机管理教育既重硬件更重软件。因为“学校是承担着日本未来的孩子们托付生命的地方”，所以学校建筑是最牢固和最安全的地方，按照日本政府规定，所有学校建筑物必须在楼外安装临时楼梯——非常楼梯，教室里要有紧急出口——非常口。就在“3.11”强震发生后，有的学校就在危机下指导学生进行如何通过“非常口”逃出的实战演习。日本已形成了完备的危机管理系统与危机预警和应急管理体制，学校与学生家长、社区及有关部门联手防御危机。

       日本政府非常注重危机应对的学术研究，通过收集各种危机的信息、定期检查学校各种设施设备、配备应急设备。2012年，文部科学省公布了为帮助学校防范地震、海啸等灾害而首次编制的《危机管理和应对手册》。

         据悉，这是日本文部科学省在深刻反省因大地震导致众多儿童、学生和教职员工不幸遇难后首次编制的指南，而且主要基于大地震发生地的具体事例等，分“震前”、“发生中”和“震后”三个阶段，全面总结了学校危机管理的对策。 同时，为防范核辐射，文部科学省要求学校对学校附近的核电站等设施进行调查，要求学校学会收集灾害发生时的相关情报信息，还要求学校教会儿童、学生掌握必要的避难方法和要领。

      日本电视等媒体经常播放应对危机的方法与对策等，以此来夯实危机预防和应对教育。“3.11”地震发生时刻，日本文部省旋即设置非常灾害对策部并启动应急机制，下达救灾与复课等指令，适时更新与公布学生伤亡和学校建筑物被损统计数据。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回眸反思东日本大地震，日本灾害应对完备的法律、健全的应急救灾工作体系与机制、过硬的防灾救灾技术，这一切固然重要，但将国民素质教育提高到应有的高度，自强不息的国民精神塑造，“时刻准备着”的忧患意识，更是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