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学术论文，在随后的时间里在十几家学术刊物上反复出现，先后成为七十余人的“学术成果“。这一荒谬的事实因为偶然的原因被几个大学生发现，大学生们尽自己可能完成了这一篇学术论文的传播路线图，并将之提供给媒体公之于众。

以上是中国青年报一则报道的内容，这则报道被冠以“史上最牛连环抄袭案“的标题，异常刺眼，但是，如果想到此前媒体报导的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沈阳研究成果：用反剽窃软件查询2007年的样本数据，72%的文章是全文抄袭，24%的论文为部分抄袭，只有4%的文章不存在抄袭。人们可能就会明白，所谓的“最牛连环抄袭案”，其“最牛”桂冠实在令人怀疑。因为在十亿中国论文产业的现实中，这不过是冰山一角，既不会空前，更不会绝后。

这则新闻多涉及的抄袭者，基本都是医务人员。有人担心，这种抄袭会导致医生错误操作，而白衣使者普遍涉嫌抄袭，更让人们为医生的道德水准担忧。不过在我看来，这些担心都有些过分书生气。实际上，生活在中国现场的人们不会不清楚，医生的实际能力，究竟有几分是从所谓学术研究文献中获得，而在大范围的论文重复、抄袭已经成了普遍现象的今天，抄袭论文与其医术医德，不会真的存在那么密切的关联。

在我看来，相较于那“最牛”的桂冠。事件中那位被抄袭医生的看法倒是在更值得深思，这位医生看来，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抄袭者实际上存在着令人同情的地方，是体制逼人行不义之举：“在上世纪90年代,只要发表3篇文章就能评上副高。结果后来有同事发表了6篇，那再后来者就要写9篇，才能在积分上超过同事。这种竞争关系导致过去两三百分就能晋升，现在有的临床医生要攒到三四千分才能晋升。……医学工作者大多对现在的体制有很多意见。”她说，大家都很羡慕从高校出走的艺术家陈丹青，因为在学术领域，这些弊端是共通的。但是谁也不敢真的像陈丹青那样洒脱。“身在局中，就只能遵守现有的规则。”

从这位医生的话深思下去，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一个医生，一个在体制里生活的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并能够有所改善，为了自己人生能有所“进步“，就不能不屈从于一套荒谬的评价体系，就不能不为了满足这一评价体系而抄袭而买卖论文。即使这一评价体系的荒谬已经几乎达到人人皆知的地步，连制定者自己都内心清楚，却没有什么人能真正改变它。人们只能顺从，只能一步步让渡自己的道德原则，放弃自己的基本价值判断，让自己正常的日常生活浸渍进某种不义乃至罪过，变得灰色，否则，就会在体系内的竞争中失败，甚至失去人生正常的发展可能。

有意思的是，这桩连环抄袭事件涉及的十年，正是孙立平教授所谓“社会溃败“的十年，这个论文抄袭的传播链条，既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孙教授的观点，也在侧面显示出，所谓溃败，并不仅仅指那些极端事件，更是指每天静静发生的我们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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