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日记》的贴后感

 

从元旦到春节,一个多月贴完去西藏的故事,真的感觉岁月沧桑了。
在贴《西藏日记》之前，总感觉去西藏就像昨天的事，可贴的过程中却猛然觉出，已经很遥远了。我们从22岁变成了40岁，而西藏、拉萨似乎也面目全非了。
在西藏发生了很多事，我以为在日记中写了，这回回头看，却没有写。比如我在西藏日报社的房顶上，拣了一个被风化成白色的、刻着六字真言的牛头骨。据说它原来的主人是摄影家车刚。我把它别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带回了罗浩家，罗浩大惊失色，很奇怪我这么招摇过市为什么没人打我。也许是因为我命好吧。这个牛头我一直留到今天。

还有一天晚上下雨，小燕说，只要下雨，罗布林卡的树林里就会长大量的蘑菇，把蘑菇捡回来能吃火锅。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尖刀、小燕就一人挎个篮子，煞有介事地去采蘑菇，谁知道采到9点多，只有尖刀发现了一个蘑菇。原来蘑菇已经被眼疾手快的拉萨群众捡完，拿到市场上出售去了。

那天的火锅还是吃了，买完蘑菇，我还买了棵白菜，看上去很壮实，结果拿回来发现里面有一只肥得令人发指的胖青虫。尖刀知道后冷笑道：“老猫，这事像是你干的。”

罗浩让我去洗带鱼。此前我从没洗过带鱼，生怕洗不干净，结果反复冲洗，把带鱼洗得锃光瓦亮。拿去给罗浩审，他说：“嗯，该洗的地方洗了，不该洗的地方也洗了。”
还有，雪顿节在罗布林卡我们玩了一整天，其实，我只喝了一瓶啤酒，这和当地群众的酒量显出了差距。原因是，因为高原缺氧，不喝酒都总觉着晕呢，喝了一瓶，就醉了。
那天下午，我们从罗布林卡撤出来后，去了小燕的干妈扎西娜支家，我们也就跟着小燕叫了干妈。干妈人是相当的热情，一定要和我们打麻将。于是，我人生的第一场麻将就在拉萨的雪顿节之夜展开了。回到北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在麻桌上见谁灭谁，经常干气势如虹峰回路转扭转乾坤的事情。别人不知道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的麻将是在西藏学的。
后来，干爹回来了，喝得醉醺醺，但带回了非常好吃的一饭盒酱兔头。干妈于是讲了一个干爹喝醉酒的故事：有天晚上干爹喝多了，骑自行车上不去车，一蹁腿就摔，连摔了好几个跟头，结果把警察给招来了。警察也纳闷，就对干爹说，你再上一次我看看。干爹又上了一次，还是摔。警察被逗得哈哈大笑，几乎蹲在了地上。原来是干爹用力过猛，一腿踩脚蹬子，另一条腿从车后座蹁上去，划个弧线，又从大梁上回来了，这能不摔吗？我把这个好玩的故事写成段子了。
几天后我们去摄影家协会扎西老师家做客，喝酥油茶。那里习惯在酥油茶里放盐巴，我一开始还真不适应那个味道。可出于礼貌，还是强忍着喝了下去。结果喝了，人家就给再满上，只好再喝，就这样我们居然喝了一暖瓶酥油茶，直想上厕所。后来罗浩提醒，喝不下就不要喝了，藏族人的风俗，不能让客人杯子空着，那样显得不尊重客人。所以，实在喝不下，就让杯子一直满着好了。试了一下，果真这样。
还有那个小私章，被叶星生看上了。他为此愿意出让他的两个牦牛毛编织的包。我和尖刀和他讨价还价，最后买了下来。然后叶星生小心地问那个章多少钱，我说，不要钱，送给你，因为它应该在喜欢它的人手里。叶星生大喜。我们都很敬佩叶星生，觉得他在西藏搞收藏，相当不容易。
回到北京，我给叶星生写了一篇专访，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可惜的是，给何永连长那篇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发表出来。何永连长一路上对我们很照顾，这篇专访几乎是我们感谢他的唯一的方式。为此，我挺内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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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刀后来又多次进藏，走了很多地方，而我却没那么多机会，只在1994年又去了一趟。那次是住在羊卓雍湖水电站工地上，到那的当天下午，我就搭车去了拉萨，想看看罗浩还在不在。结果，街道都让人感到陌生，经人指点，我只在原来展览馆对面的街上，找到罗浩开的一家小洗印店。进去一问，那个藏族的女服务员用四川话说：“罗老板儿去成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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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再看这些文字，有时候觉得很好笑，因为幼稚，还很愤青，说话欠考虑。如果现在写这样的东西，很多话就不会说得那么大、那么满了。但这毕竟是人年轻时留下的印记。
很怀念当时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还会再去西藏。除了我的很多朋友都陆续离开那里以外，还有就是，现在的西藏已经被大规模开发了。那种原始还保留了多少，值不值得再投入热情，我没了把握。我曾经在一个小说里写过这样的心情，一名长期在西藏生活的小伙子，对来采风的时尚杂志女编辑喊道：“这儿不是香格里拉，这儿不是普罗旺斯，这儿是西藏！”
人对失去的东西，总是怀有眷恋的，包括青春，也包括原始与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