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我遇到了好多人，都不喜欢吃香菜。比如我们部门一个有六个人，其中有三个是不吃香菜的；还有一次约了四个朋友吃饭，其中两个人不吃香菜。甚至还认识一位，一吃香菜就会呕吐。即便是吃香菜的，也未必是离不了它，可有可无没所谓。这么看来，不喜欢香菜的人，比例是挺大的。可奇怪的问题也就在这里。到饭馆吃饭，不管是川菜还是鲁菜，东北风味还是韩式烧烤，只要有机会，就会放上香菜。最奇的是有次喝棒渣粥，居然也撒了把香菜在里面。所以不要放香菜，必须得事先声明——可谁又料得到棒渣粥里也有香菜呢？
到饭馆吃饭，即便声明了，人家也未必听得见，听见了也未必记得住，记住了也未必做得到。所以跟服务员说“不放香菜”的时候，心里都惴惴的。遇到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不放辣椒、少放盐、别刷辣椒酱……记住了是人家服务好，记不住的是自己运气差。后来，也就习惯了，宽容了，有什么吃什么，能吃上已经很不错了，再说香菜也没毒——这么想是美德，人们管这叫宽容。
可是糟糕的事情不止吃饭这一桩。心胸宽容，本来应该导致生活更加从容，可我突然发现，怎么越宽容，这需要宽容的事情就越多呢？换句话说，怎么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听不见”了呢？
有一天我早晨上班，因为要打卡，出来得特别早。拼命往高速路上赶，结果走半道堵车了。按理说，这条路新修过，刚刚完工，堵车的事情不应该发生，更何况这么早，可它偏偏就是堵了个水泄不通。等磨磨蹭蹭拐过弯去一看，能不堵吗？一辆洒水车正在给路边的草坪浇水呢，占去了半条路。它在那一浇就是五分钟不动地方，后面的车一个劲按喇叭，可是人家就是听不见。我心里就奇怪，为什么要在大家都赶着去上班的时候，占路浇水呢？
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今天恐怕要迟到。我熬过了这个堵点，冲上京承高速，拼命往前赶，结果如我所料，在四环路出口处，堵了两公里。这件事我写文章说了不止一次了，可忍不住还是要说。京承高速通往三环的路都修好不止一年了，就是不通车，原因不明。这样，所有的车走到这里，都必须从唯一的出口先上四环，可这个出口只设计了一条车道，汽车们从三条车道的高速路挤到一条车道上，不可能不堵。如果仅仅排队一公里，那是运气好的。我花了过路费，走高速十几公里也就用十来分钟，可到这一堵，怎么也得磨叽二十分钟左右，比开车的时间还长。
为这个事情，我找到我们报社热线部的领导。她也天天走这条路，深受其害。我问：“能不能说说这事儿，让有关部门解决一下。”她一脸无奈地说：“我都在报纸上说过N遍了，有用吗？”
就这样，那天早晨我起大早赶晚集，费力不讨好地去晚了。
记得以前情况可不是这样，舆论监督还是挺管用的。比如说吧，我们家的有线电视信号总是不清楚，我找物业，物业说是因为微波传输质量本来就不好；我找有线，有线说是我装修的时候线走得太长，导致信号衰减。最后我找报纸，发了条热线新闻，结果一个星期信号就清楚了。可我没想到，现在更多的人都不在乎报纸说什么。这办法要是失灵了，可怎么办才好。
能源紧张，油价走高，看新闻说北京在举行出租车涨价的听证会，大多数与会这都赞成涨价，不仅要涨到一公里一块八，而且要涨到两块。看着这条让人郁闷的消息，我突然觉得哪儿不对——到底是哪儿不对呢？我想起来了，这出租车的车钱，可有一大块是让出租公司收走当份钱的，一个月好几千呢。多年前就有人开始呼吁取消份钱了，大小媒介还曾经一路抨击，可人家岿然不动，脸不红心不跳地照收不误。以前出租车便宜，就觉得这个份钱盘剥的是司机，干出租的人倒霉受气。现在价钱涨上去，突然就感觉，这份钱盘剥的可是所有坐出租不能报销的老百姓。凭什么油钱一涨就得全转嫁到乘客头上？那份钱就不能降点，甚至取消么？
黑车不收份钱，黑车就相对便宜点。现在看看五环路外，几乎已成黑车的天下，管也管不住。症结就在这——把份钱取消了，黑车变白车，大家不是都高兴吗？就算是收管理成本，那也得适可而止，不能没完没了。
联想起来，这样的事情可真多。手机双向收费、北京城市规划……几乎每件事情都有很强烈的反对声，就连刚到北京工作的外地学生，都觉得北京不能这样再拆下去了。可是，这样的呼吁，就没被考虑过。对舆论的视而不见甚至麻木不仁，是非常危险的。它会导致一些部门或者政策制定者与公众的敌视、对立，而且这样的情绪一旦出现，让它消失可是要大费力气的。可怕的是，有人无视民声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还在为由此而占到的便宜沾沾自喜。
那天在饭馆里吃饭，嘱咐别在豆腐汤里放香菜，结果汤上来，还是漂着碧绿的香菜叶子。把服务员叫来问：“为什么还是放香菜了？”她红了脸，不好意思地说：“我没听见，刚才光顾着算这汤钱来着。”
瞧，这样的饭馆，我以后还来不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