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礼明

　　仍然记得1992年第一次参加安徽省比较文学学会的情形。这当然是得我的外国文学老师许明炎先生的关爱和开绿灯了。

　　会上，有学术大咖站在中西文化的交点上，提出新文化运动发起人和中国共产党首任总书记陈独秀中国卢梭说，印象很深。讨论会上，对于这位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巨擘，我也谈了一点看法。其时，我是在读了林毓生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等书后，对于陈氏、胡适氏和周氏鲁迅诸位五四反传统主义思想及其内在矛盾，确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思考的。只是现在已记不完整当时的表述。不过没关系，我后来还特意将这个要点写进了我的工作档案，是可以查阅的。只是后来没有再在陈学研究上继续研读，否则在新的学术视野下一定可以做出些什么的。

　　其次，印象深刻的是，考虑到我刚工作经济上的窘态，学会免除了所有费用，让我随学术前辈们去山东曲阜游历。具体分组活动时，是与陆联星先生等人一组的。置身于孔庙孔林，恍若隔世，再倾听前辈们随走随想的学术交流，确乎是一种特别难得的体验和经历了。

　　1995年参会，印象颇深的是，在安大教工食堂用餐前，学术老前辈们纷纷给我看相，整我的一些轻玩笑。当时正年轻嘛，在他们面前还是个孩子，带着一股子强烈的青春气息。

　　我在会上，主要是交流了题为《文学与人文构图》的一个学术构想。这是我在阅读了美国学人H.M.卡伦所著《艺术与自由》等一批书籍之后所产生的想法。所谈为文化与传统、创作与自由的两个核心话题。前一个话题，所谈的重点是文学复古主义。而后一个话题则以苏轼为例，所谈的是思想自由意识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想做点现当代文学启示录。

　　至于卡伦先生关于自由的论述，是我在很长时间里仍然可以清晰地背诵出来的。他写道：“尽管人们可以以各种手段去驯服它并为自己的目的去打破它，为它套上挽具以便驱使它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但自由是一种精神，而精神是不被驯服并拒绝为他物驱使的。它曾使艺术始终朝着生命的亘古荒原进发，并作为探索生命的激情和行动的拓荒者而生存下来。”

　　可惜后面忙于所谓课堂教学改革，以及教学基层多得数不清的冗务，而将参加比较文学学会活动这条线路中断了。

　　后来，尤其是2003年我回到家乡附近的一个小城市之后，为了生活，除了参加一些必要的教学业务及相关的社会性活动，很少出现在正规的学术活动之中，不能不是个严重的缺失和特别的遗憾了。但比较文学仍然为我提供了一种终身视野，尤其是在方法论与文学的细节甄别与品味时。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文学视野。

　　比如在《人文因素在校园管理中的位置》（《名校长工程论坛[双月刊]》杂志2003年第6期），为我提供了西方管理学和核心竞争力的一些思维背景。《中国语文教育的问题透视（上下）》（《湖南教育》杂志2004年第1-2期），让我从中西视野审视清末以来的语文问题，再回溯传统语文，于是发现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那一代”批判：中学语境里的一个后现代叙事（上中下）》（《新风教育》杂志2004年第9-11期），虽然是一个典型的现场性很强的教育时评，但所渗透的问题比对意识，尤其是利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些出版书籍，看清了文化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发展上的意义。然后，小到我们基础教学界，需要坚持什么，摈弃什么，都一清二楚了。

　　而《有容乃大：管窥窦桂梅老师课堂教学艺术之路——兼评〈三打白骨精〉课堂教学艺术元素》（《语文教学通讯[C]》杂志2008年第1期），可能很多人尚未意识到我为何要梳理窦老师的教学艺术发展之路，以及她所借鉴高校文学资源，研发出运用西方神话思维结构开拓中国的中小学语文主题阅读。解析的过程，就是一个去神话的祛魅的过程。教育不是要制造神话，而是要更快地、使更多人都知道教学的一些秘密之所在。《课堂解读：邓彤、郭初阳外国文学课考察》（《明日教育论坛》丛刊第46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是一个大块的课堂解析报告，研究了两位名师的两节外国文学课《项链》和《变形记》，深入比较和剖析了外国文学所面临的中国理解困境及化解法。不少人都认为，这个文本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经典的课例分析。

　　至于《意义与结构的重新梳理——鲁迅〈阿Q正传〉的文学社会学批评》（《名作欣赏[上]》2015年第12期），更是有意识地运用法国人文学者吕西安•戈德曼在《文学社会学方法论》一书中所使用的方法，对鲁迅名作进行了二度理解性整理，然后再置入中国现行普通可接受的小说理解结构之中，居然没有违和感了。这，应该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曾经比较早发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文艺学论坛上，此后看到他们这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这当然是大好事。

　　我在《深切而温馨的一段怀念》《遥忆恩师许先生》等文章，也回忆了不少与比较文学有关的细节，恕不赘言。

　　（2021.7.1）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