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礼明

　　前天看了有教研者在说朱自清的《背影》文，先是沉默，然后觉得还是要说几句话。

　　我知道这一课的杂音老早就有。比如文中的“我”老大不小了，还显得那么幼稚，哭哭啼啼的，成什么样。又比如说，文中的“父亲”身形笨拙不说，单是过铁道、攀月台栅栏就违反今天的交通规则什么的。

　　出以上两种声音的，是说时代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朱自清这一文已经过时，该翻篇儿了。一些教研者发表文章说，你看，站在今天的经济量，再看那些孩子在车站临别父母时的那个潇洒，多带劲啊。而今天的父亲们，有钱，干练，深沉，爱子，很男人，多有范儿啊。是啊，朱自清的父子俩，都显得很不堪。读这些研究性的文字读多了，很多时候，读得我很痛苦，很忧愤。

　　其实问题是，读文如果不能以心会，那么古今差异多大，时代的价值观跑得多厉害，古代的任何一篇文章都在以上的镜像里失去了身形和站位。

　　与吹毛求疵的一些研究者相反，颇有一些研究者则加强所谓文本深度阅读。其实是过度解读了。比如，模仿有关“叙事文本的多重阅读”，及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阅读与纵横阅读法和普罗普的功能阅读法，抽取其中的一些文本要素，强行进行比附、归类和对照，凸显或夸大其中的紧张关系，于是让人看到了种种事与愿违的情形：一篇诉说父爱的文章，被长度的父仇子恨所撕裂，简直成了家庭矛盾的大揭露，这是刻意地放大了文本的一些细节之所致。

　　一篇短小的文字，被当着大手术，任由十几个小时的手术处理，又怎么能够经受呢？

　　如果照人之常情，稍稍梳理一下文本有关线索，其实并不难理解这一文本的特殊情境。1917年，那个旧中国并不平静的一年里，一个父亲失了业，又经受失亲之恸，那么他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理解必然发生巨大的逆变。尤其是一个儿子新失了他的母亲，这种伤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理解的。是“天塌了！”，我后来在一位大学老师的文章里读到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又要与的子女分开，如果再稍稍回到那个并不平静的时代，那么一个父亲对于离开自己到远方求学的儿子的担忧与牵挂就可以理解了。

　　叶圣陶先生说，文中的父亲是在做着“力不胜任的工作”，可以见出在那一时，一个父亲是如何努力的展示着他的爱子的体量了。也许一辈子就做了那么一次。你说他不顾危险，过铁路，攀围栏，不遵守交通规则也罢，你说他臃肿不好看、不利索也好，总之，一个父亲，那时就那么做了。他怎么会按照后来的读者的心像进行设计呢？

　　而处在那个特定环境下的20岁的儿子，尽管他可以替他的父亲做到一切，而且可以做到更好，为什么没有去做，而是暗自流泪，流了不止一次，设身处地地想想，读者都会明白的。

　　我至今还记得当年为备课，翻查了1992年3期《中学语文教学》上的文章，作者系谁已经忘记，但那里的解读很有感情张力的语句至今还记得。我在《〈荷塘月色〉“闲愁”说》一文中有一个记述。那位研究者是这样概括的：“睹信涌起思父情，预感诀别抒真情。二虚二实父背影，四感四哭泪盈盈。”在我们看来，《背影》一文中作者的父亲所写的那一封家信（“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当视为全篇的一个关键点。

　　抓不住文本的关键点，扯再多也没用。扯多了，反而显现了解读者的某种心灵的刻痕。

　　记得杭州十三中教育集团的作家徐社东老师写过一篇至今令我印象深刻的文章，叫《撕裂蜻蜓》。文很短，却暴露了生活于上个世纪特定年代的孩子自幼小所学到的残忍。即使长大了，很多人仍然无意识地释放着心中那股子未经思考和反省过滤的邪乎劲儿。我们在看当今的不少解读者在举起屠刀血淋淋地宰割着一篇篇真情淳厚的文本时，就感到了某种绝望，特别是这些解读者的年龄已经超出了50岁的时候。

　　只希望中小学教师在做文本解读后，还请再经教育伦理过滤一遍。

　　（20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