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域”及“居鞠域中”考
(2009-03-22 20: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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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竹园汉书鞠域 |
分类: 文史拾零 |
“鞠域”及“居鞠域中”考
《汉书•外戚传》“居鞠域中”之“鞠域”到底是“茅厕”还是“球场”亦或其它的意思,长时间以来争论不休。要解决这一解释的难题,除了要对注释本身作出严格地界定外,还需要对涉及词汇语用的问题进行辨析。同时,这一问题是如此之复杂,还将牵涉到文本改动的细节问题。①由于《汉书》改动了《史记》中的记述,还需要对这种改动给出合理的解释。所以由这一问题事实上牵涉到相关的几个问题。
如此说来,“鞠域”的解释应该是比较清晰的,但麻烦的是,颜注却在《外戚传》“居鞠域中”又作了一个似乎是非常特别的说明:“鞠域,如蹋鞠之域,谓窟室也。”“鞠域”不就是“蹋鞠之域”吗,还加“如”是什么意思?这说明,此处所谓“鞠域”又并非作为军事演练的场地,而仅仅类似于这种场地的一种设施,也就是说,可以“蹋鞠”,有其大小尺寸,并且也需要“穿域”(或“穿地”)而形成颜注所说“窟室”之类的东西。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窟室”是什么?现今字典的“窟室”有两个义项:“1.地下室。2.春秋郑伯有为窟室,彻夜饮酒欢娱,后借指畅饮欢娱之所。《左传•襄公三十年》,曰:‘郑伯有耆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杜预注为:‘窟室,地室。’”细审之,第二个义项与第一义项有细微的区别,所以不尽相同。而字典还引了一处《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的例子:“[吴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显然这里的“地室”也并非在地底之下,与今天所谓“地下室”不同。而有的字典却将“地室”与“地下室”混同,可能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地下室是否可居住的环境。其实,人居的“地室”至多只是“半地下室”。
《晋书•隐逸传•张忠》有一段文字,说“其居依崇岩幽谷,凿地为窟室”,此处也不能将“窟室”理解为地下室,因为前面有一个明显的说明“依崇岩幽谷”,显然又有在断崖上开凿的意味。但凡有一些常识,就现存的“莫高窟”(在鸣沙山东麓断崖上)、“云冈石窟”(在武周山南麓断崖上)来看,也决非在地下,而它们都属于“地室”类,而非所谓“地下室”类。但完全表示“地下室”之类并非全无,如“窖”、“窨”、“蚕室”一类。比如“窨”,《康熙字典》里说得很明白:“窨……《说文》:‘地室也。’今謂地窖藏酒曰窨。”
今人翁士勋《论我国古代足球的球门与决胜规则》谈及“鞠域”和“鞠室”,以为一个是露天球场,一个是室内球场,⑥显然没有进行细致的词源辨析。当然,这种运动不断室内化,可能到东汉及以后看得更清晰些。据晋陆机《鞠歌行》序(“《汉宫合》有含章鞠室,灵芝鞠室”)和《资治通鉴•魏明帝青龙元年》(“洛阳宫鞠室灾”)的有关记述及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的注释(《资治通鉴广注》:“鞠室者,画地为域以蹴鞠,因以名室。”)来看,这是完全的室内运动,蹴鞠也成了一个游戏,而且不挖地(“穿域”),只是“画地为域”,已经颇具一点现代气息了。
小结一下,“鞠域”或“鞠室”依照颜注,至少到汉代,除了军事上的用途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用途,是以“储室”的方式存在着,比如储藏器物。
但是,更大的问题是,《汉书》作“居鞠域中”而《史记》原作“使居厕中”,前者为什么要作如此改动呢?
但要说班固改动有失检点,也并不充分,因为晚于他而生活在献帝时候的荀悦,不能说也是睁眼瞎,而且后者在《前汉纪》对班说还作了一下微调。⑦其实,上面业已说到,“鞠域”可以有其他的用途,不能排除养猪与此无关,虽然目前还没有资料直接证明这一点。
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班固的改动肯定有所说法,因为有丰富的皇家史料可以查证。他曾任兰台令史,而兰台是汉朝国家图书收藏处,这为他的治学和《汉书》立著提供了优越的资源。另一方面,或许查无实证,而作改动,但改动是极为审慎的。赵翼《廿二史札记》里说得好:“一代修史,必备众家记载,兼考互订,而后笔之于书。观各史《艺文志》,所载各朝文士著述,有关史事者,何啻数十百种。当修史时,自必尽取之。彼此校核,然后审定去取。其所不取者,必其记事本不确实,故弃之。而其书或间有流传,好奇之士往往转据以驳正史,此妄人之见也。即如班固作《汉书》,距司马迁不过百余年,其时著述家岂无别有记载?倘迁有错误,固自当据以改正。乃今以《汉书》比对,武帝以前,如《高祖纪》及《诸王侯年表》、诸臣《列传》,多与《史记》同。并有全用《史记》文,一字不改者。然后知正史之未可轻议也。”
就后一点来看,则存在着巨大的阐释空间。因为本文前面所给出的解释都基于颜注,或许为澄清事实,还是有必要回到班固所改动处,并结合文本的语境来审视一番。
显然,“鞠域”之“鞠”需要讲究。据前面所引《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汉书》这里的改动至少有三点是要作出说明的,一是吕后带惠帝所去的地方,并非唐代颜师古注释里所谓“如蹋鞠之域”,而实实是一个军事训练场,那么吕后就可能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就是要通过种种杀戮的现场来壮大惠帝胆怯的心理,二是要进一步地扑灭这位“宽仁之主”的恻隐之心,三是借参观以探究惠帝的意图,并有取代之意。应当说,在文本中,这三种情形都存在着,在激烈的朝野纷争、后宫之争及嫡子之争中,吕后显然经历了太多的风波,而刘邦的去世后,便更感危机深重,而懦弱的惠帝肯定不能对抗朝野的暴行与逞其胜利者的快意。